物质还原

物质还原

作者:黄永玉

我说我那个妈真行。她活着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

“妈,你今年多大了?”

“跟润之同年。”她说。

“你见过他?”我问。

“嗯!”她答。

她的牙齿一颗没掉,胃口特别好,精神特别足。那时候大家都穷,如果能多寄点钱给她,肚子里的油水足一点,她能活到九十多或一百多岁。

她的思想十分开通:

“我喜欢火葬,干干净净,省地方、省心。”

遗憾的是,她逝世之后,在家的弟弟孝心太重,没按她的想法办,并且千辛万苦从清浪滩盘回父亲的遗骨,把老两口合葬在屋背后的山上。

至今,世界对于火葬还不习惯。

我对于葬仪的知识,除日本的《楢山节考》之外,几乎跟大家一样,或者多一点,比如“崖葬”“水葬”“天葬”……

我从小至今,不太把死亡放在心上,只是有过一次伤心的记忆。

1941年或1942年前后,我在福建福清县一个剧团待过。一天,我跟同龄的团员好友颜渊生,到四十里外一个名叫“东张”的乡下去探望一位戏剧界的朋友陈津汉。回城的时候,我建议不绕回环的山路而直接从山岭上走回去。据说,两年前在这道起起落落的山脉上,我军跟日军有一场惨烈的战斗。“去看一看!”颜渊生同意了。

我们一直在东西向的山脊小路上走着,忽然一颗雪白的骷髅头横在眼前,我们惊呆了。

绕了两圈,我跪下来捧起他。

救护队怎么把他漏了?让他一个人留在山顶上,让风吹,让雨淋,让太阳晒,每天晚上月亮和星星陪着,他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右前方有块大石头,我们把他安放在可以挡风雨的缝隙里。

该讲点什么呢?面对着他,我一句话也讲不出。

回来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妈妈,妈妈回信说,几天都睡不着。

这际遇,眼泪是不济事的。

“文革”后期,我随中央美术学院下放到石家庄部队劳动三年,曾经到火葬场搬过一次骨灰。

是一布袋一布袋的东西,运回场地,堆起来有两层楼高,像一座小金字塔。我们种了很多水稻,这东西很肥田,种出的稻谷颗粒又大又油。

这个世界是个很实际的世界。人死了之后愿意送火葬场的,家人取回来的骨灰只是一小包圣洁的纪念品,不是全部。你要那么多干什么?都运回来你往哪里放?

所以我自己有个打算,遗嘱上一定要写得明明白白,死了之后给我换上最不值钱的衣服,记得剥下左手腕上的手表,家人和亲戚朋友送我到火葬场,办完手续交了费上车回家,一齐到家里喝杯咖啡或茶。一点骨灰纪念品都不要,更谈不上艺术骨灰瓷罐和黄花梨骨灰盒。

试问,你把我的骨灰带回家干什么?好好一间客厅、一间卧室放这么一个骨灰盒,煞不煞风景?阴风惨惨。儿女说不煞,孙子孙女说不煞,重孙子重孙女呢?他们知不知道这盒子里头装的是什么鬼玩意儿?

所以,全尾全须交给火葬场,什么都不带回来最妥当。

当然,我最大的后顾之忧是有人舍不得把我送火葬场,而偏要把我装进棺材深埋入泥坑里,地面上再弄些神乎其神的东西,花岗岩、大理石,刻上狗屁不通、言不由衷的表扬文章。正如菲尔丁先生在《汤姆·琼斯》第八章描写碧姬小姐所说的:“一个女性脸红若没人看见,就等于她根本不曾脸红。”

我从来脸皮厚,对我来说,不是脸红的问题。我困守泥坑,动弹不得,破口骂娘他们也听不到。直到百年、千年以后,渊博的考古学家把我挖出来,经过多种仪器测验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人虽然脸皮厚,由于地面多角度的强烈刺激,百千年至今脸上还透出蚩尤之色。”

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本是很自然的事,物质还原嘛,却喜欢鼓捣灵魂有无的问题。要是真有灵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游太空,见到好多老熟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连坐汽车、飞机的钱都省了。顺这个道理说,全尾全须送火葬场的应该比埋进土里的自由得多吧?比死了之后还要过集体生活的当然更不用说了!

讲一个以前的老笑话。

老华侨夫妇回国过海关,检验行李。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玻璃丝袜。”华侨答。

“玻璃还能做丝袜?瞎扯!”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巧克力。”华侨答。

“干什么的?”检查员问。

“吃的,是一种糖。”华侨答。

“毒品吧?”检查员问。

“甜的,我吃给你看!”华侨答。

打开一个木盒子,很多粉末,检查员抓了一把放进嘴里:“这是什么?”

“我爹的骨灰。”华侨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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