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他“翻译了整个中国”
又一位文化老人走了。他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范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红楼梦》三卷本，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他于2009年11月23日，离开了我们。
伉俪恩爱，走上翻译之路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出生于天津花园街8号的大公馆内。其父杨毓璋曾经留日，并当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1928年，杨宪益进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1936年，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美丽的英国姑娘——戴乃迭，他们给世人演绎了中西合璧的山盟海誓。
戴乃迭，原名GladysB·Tayler，于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她在北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当年牛津大学有许多俱乐部性质的协会，导师修文斯先生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协会。由此，她结识了后为该协会主席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杨宪益本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国情结，使她对杨宪益一见钟情。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日甚，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反日活动十分活跃，他将100多人的组织发展到了1000多人，钱钟书、杨绛、俞大缜等皆是成员。杨宪益到处发表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一道参与。自从结识了杨宪益后，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杨宪益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英国文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身处国外的杨宪益心怀祖国，他决定回国抗日。他对戴乃迭说，我必须回国抗日，很辛苦的，你受不了，咱们分手吧！戴乃迭被杨宪益的爱国情怀深深感染，当场宣布订婚，并对杨宪益说，再苦再累她都愿意。1941年2月16日，戴乃迭披上了嫁衣，成为中国新娘。
婚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应贵阳师院之邀去教书。贵阳地处边远，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差。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儿子1942年8月出生，杨宪益为其取名“烨”，有光辉灿烂、明盛美茂的意思。杨烨的出生，给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无奈工资低物价高，日子过得相当拮据。直至1943年秋，他们经卢冀野（卢前）介绍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有了转机。之后杨宪益、戴乃迭联手，历时3年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翻译之路，改变了他们的后半生。“他非常想搞历史，最喜欢的就是历史。可是因为嫂子教书不行，口头表达能力不好，只能读书、译书。所以，为了让妻子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他一直从事着翻译事业，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了。”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感叹地说。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但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一直很遗憾“自己没能和她一起走”，作悼亡诗云：“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淡看权势，遭受4年牢狱之苦
杨宪益虽然早年留学英国，但他在生活中一点也不洋派。“即便是老来照顾他的护工，他还得要求是男的，他害羞。”杨老的外甥女赵蘅告诉记者。杨宪益好酒，家里洋酒不少，但他最好“二锅头”。他曾写下《谢酒辞》：“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
1949年，有人请杨宪益去台湾发展，他不去；后来在“运动中”，又有人“动员”他离开中国，他也没走。
杨宪益崇尚年轻人就该有理想。他很少指责什么，但老了以后嘟哝过，现在年轻人不像以前那么爱看书。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个情况：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杨宪益也很快成了被批斗的对象。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人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费，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看守说：谢谢。
1972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被无罪释放。
殚精竭虑,生前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2009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与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一同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介绍他：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手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想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杨宪益生前写道。
自从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信、达、雅”就成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又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争议的焦点。“这3个字可谓杨宪益毕生翻译事业的真实写照。”学界评价道。
薛鸿时是杨宪益英文自传《WhiteTiger》的中文译者,这部自传2001年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当时定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他的自传中不无伤恸,但令人感动的是,杨宪益将这些伤恸化为冷峻的幽默,读来令人思索,“淡泊、儒雅、有情有义有才,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他于我而言是高山仰止的前辈,不仅在学问上。”薛鸿时说。
在《漏船载酒忆当年》的责任编辑、出版人韩敬群眼里,杨宪益是个“有趣味、有原则的真名士,关键时刻能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一般人写自传大多会陷入自恋、自怜的两重境地,可杨宪益在自传里对自己的成就不以为然,反而检点、反省自己的缺点,实在是难能可贵。”
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与杨宪益有着密切交往。“他是个性情中人,家里有时高朋满座,当人们谈兴正浓时,他时常蹦出几句恰到好处的‘打油诗’,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即使当年在牢房里,他的心理也不曾被扭曲。囚中那些爱斗的小偷、流氓在这位博学而风趣的囚友面前毕恭毕敬,天天跟他学唱《友谊地久天长》等外国名歌,聆听他吟诵中国古典诗文。他用知识感化着他们。”叶廷芳说。
“翻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需要译者深厚的学问和学养。……真不愿再听到这样的消息了,文化大家接踵而去。从季羡林、任继愈到杨宪益,他们是旧时代培养的最后一批大家,他们的名字撑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苍穹。他们的离去让我们更多地瞩目未来——在新时代培养的才俊中,还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著名作家王蒙感慨道。
在说到杨宪益的成绩时,有人说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这个说法一点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