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张仃
爷爷九十多岁了，口头语还是：我是个小学生。
我一笑：谁能教他？
放眼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再也找不出一位像张仃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大师——早年悲郁沉雄的抗战漫画；开国时承担的国徽、政协会徽和一系列开国邮票、宣传画的设计，新华门、中南海怀仁堂以及天安门等建筑装饰设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山水画革新里程碑”的水墨写生；六十年代“毕加索加城隍庙”的装饰绘画；七八十年代首都国际机场、长城饭店、北京西直门地铁站、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处的巨幅壁画，以及《哪吒闹海》等动画片；晚年风骨峥嵘、意境苍茫的焦墨山水以及炉火纯青的篆书书法……
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史，没了张仃，不知该怎样书写？他不是在画画，他用艺术调整了我们观看世界的目光和对待生命的态度。他不是一个“画家”，他是一个“艺术家”。
所以，爷爷绝对是当今中国值得珍藏的一位精品老头。2009年5月，我帮助故宫博物院策划的爷爷的回顾展，故宫确定了一个名字：“丘壑独存”，我喜欢这个“独”字——他心中的丘壑、我们心中的他，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他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对他说：“我要写你。”他反问：“我有什么好写的？”他的意思是：一个小学生有什么好写的？他觉得自己什么还都没有开始做。一生的时间太短，不够用。
有人写文章，自称国徽设计者；也有些人在写文章时习惯性地把梁思成当成国徽设计者，我把报纸举到他面前，他甚至不愿意看一眼。在他眼里，那只是共和国六十年前托付给他的任务，他完成了，仅此而已。
关于他自己的经历，许多他真的“记不清”了。当年他对延安的环境失望，他不写《野百合花》也不写《三八节有感》，而是一怒之下决定出走，毛泽东给他亲笔手书，劝他留下，这封“最高指示”，他不知塞到哪里；粉碎“四人帮”后，方毅副总理给他落实政策分房子的条子，他弄丢了。很多事情，他表现一种“难得糊涂”的漠然。
但别人的事情他却不忘。陪他住在山里，我每次外出，他都要坐在客厅里，等我回来，他才肯放心上楼睡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知识分子因“言论问题”夫妻被大学“双开”，爷爷气不过，决定自己给他们发工资，直到有单位敢“录用”他们为止。
他不关注自己，也不愿意引人关注，认为这种关注，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一种麻烦。他身材矮小，神情质朴安详，从来不往聚光灯下面站。
1976年，黄苗子和郁风去香山看望养病的张仃，他们向村子里的孩子们打听张仃，没有人知道，又向他们打听一个白头发的画画的小老头，孩子们都知道，争着给他们领路。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再看这矮人身边的一班朋友，吴祖光、黄苗子、丁聪，也个个“矮人一头”，把他们称作“小老头儿”，不能算恶毒攻击。
但爷爷喜欢“小老头儿”这一身份，这一属于普通者的、非权力化的身份让他心里踏实，他不做“大师”状，不挂“某某大师工作室”的招牌，这是一种大自由。他心底无私，看轻自己，看重艺术，所以我们才能从他的身上感觉到力量，一种精神上的强大，无论尘世中有多少身体遮挡他的面孔，他那张白发飘然、风神俊朗的面孔，都会脱颖而出，不由我们不叫好，像陈丹青，见张仃的第一面，就忍不住说：“好样子！”
陈丹青是面孔鉴赏家，专门写过一篇解读文人相貌，对他们“品头论足”的文章——《笑谈大先生》。他说的“好样子”，是指风神，是从那张磊落的脸和粗布的衣裳里散发出的气蕴，像陈丹青崇仰的鲁迅，“长得真好看！”但他们的相貌，都不是“长”出来的，而是他们精神的冰山露在外面的那一角。
一个人的内心怎样，他的脸就会怎样，藏不住的。陈丹青说过一段话，令我难忘：“‘文革’后第一届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
但爷爷不同，看他劫后余生的照片，依旧宁静和超然，虽然老了，但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一如既往地捍卫着他的精神。爷爷自己说过，“中国艺术，它是身心不二的。”
因为他有画。这是个别人夺不走的世界。
那一次，在香山，黄苗子惊讶地发现，这个被打到社会底层的臭老九仍然“诗意地栖居”着。他买来了小学生临帖用的元书纸，借用村里小学生的一管秃笔、一方残砚，这样就开始作画了，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以好奇和兴奋的目光打量眼前的世界。《香山》十四开册页那批画,是他较早的焦墨探索之作,在故宫博物院,我面对这批原作,心想,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精品。这个世界上只有创作这一件事情能让他投入,他不再需要别的。
他的老师,就是眼前的山野以及生活其间的匹夫匹妇们。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爷爷与李可染一起倡导中国画革新,为没落的中国画寻找出路,他们在江浙一带游走写生,黎明即起,带上干粮,中午不休息,站在山上,面对湖山,倾听自然的教诲,才有了一批不朽的彩墨作品。
在大自然中,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会比一个年轻人更加矫健。山谷间湍急的水流,他可以踩着石头,一跃而过,而他身后的学生,则要小心翼翼盘桓许久才能通过。只有在散发着柴火味道的山乡村野,他才找得到自己的位置。
他是第一个把民俗艺术推上大雅之堂的人。1956年在法国南部,他邀请他的朋友毕加索来中国的民间走走,毕加索说：“中国太好了,但我年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上）又有一个大的变化,自己会受不了。”
爷爷深知中国民间的好,以至于他晚年在京郊九龙山,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风格古朴的建筑作为最后的居所,在那里,听得见狗吠,看得清星月。房子里面,蓝印花布、手工贴纸这类民间工艺品到处可见。
每次我去,对面的山林推窗可见,而爷爷,则总是坐在窗下的藤椅里,一手举着烟斗,偶尔吸上一口,一手举着碑帖,一看几个小时,纹丝不动。身前的落地灯上挂着一个蝈蝈笼子,那只话痨的蝈蝈喋喋不休地发表着对他主人的看法。
这个自然面前的小学生,每天清晨都会做早课,认认真真,毕恭毕敬。住在他的山间住所,我夜里写作,早晨睡懒觉。起床的时候,从楼上的卧室走下来,我会习惯性地走到他的画室里,打量书墙上挂着的几幅小篆书法作品,墨迹未干,那是他刚刚完成的作业,而他,已经坐到他固定的位置上入神地读帖,像一口古钟,或者一尊静默的佛像。
他一生没有学够。他是个永远毕不了业的小学生。
好看的不仅是他的画,更是他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件作品。
在一切都数字化的时代里,他的作品被拍卖市场标价,被假画商人伪造兜售,拍卖行起落的鼓槌敲出的并非他的真正价值。
昏迷五个月后,他去世了,不知这算不算逃学？我想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学堂。
他去世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的病好了,回家了,我大喜过望,急匆匆去找他,看见他坐在乡间庭院的一把藤椅上,有很好的阳光,地上有许多鲜花,他的白发在风中飘着,一幅无比美好的画面,醒来很久,都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