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我的成功来自母亲
顽皮母亲
1961年的三月，微风中带着丝丝春意，我家的小房子里却闹翻了天。因为已经42岁的母亲竟然再次怀孕了，而她肚里的那个小生命就是我。
“生出来的宝宝身体可能会很弱，不要冒险，还是拿掉吧。”“科学界研究过，高龄孕育的宝宝，低能的几率要大一些。”一屋的亲朋七嘴八舌，极力阻止我来到这世上。
但不管他们怎么举例子、讲科学，母亲都铁了心——“我的孩子个个都健康、聪明！”就是这样一句充满勇气而坚定的回答，赐予了我生命。高龄孕育和生产的艰辛，母亲默默承受，绝口不提。
我是个特别顽皮的孩子，几乎不可能安静地在一个地方坐上半小时；上课特爱讲话，甚至惹得忍无可忍的老师用胶带封了我的嘴；为了能晚睡一小时，我把家里的钟表全调慢一小时，害得母亲第二天迟到……但母亲并不像其他家长一样对我严厉管教惩罚，反而觉得我非常有趣。
我想，母亲一定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才能如此容忍甚至欣赏孩子的调皮和淘气吧。母亲陪我们玩游戏总是很投入，有次她跟哥哥玩水战，在楼上看到哥哥从楼下经过，就把一盆水全倒在了他头上，两人玩得开心极了，家里却变成了一片汪洋。
曾有个邻居夸口，说他家水池里养了一百条鱼，我们全家都不信。几个孩子趁邻居不在家，将水池的水放干，一条一条地数鱼，只有五十多条！鱼被折腾死不少，气急败坏的邻居到我们家抗议，母亲一面道歉，一面偷笑，因为“数鱼行动”就是她亲手策划并带着我们干的。
和这样的母亲在一起，我们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即便是现在，母亲也和我们打成一片。
幼儿园的第一次跨越
母亲的宽容和“顽皮”并非没有节制。一旦与我的成长、未来相关，她就会变得严肃起来，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在这样的教育下，当其他同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我已会背《九九乘法表》和古诗词了，我并不热衷于撒娇，我渴望长大。记得那一天，母亲告诉我：“明天送你去幼儿园。”我兴奋地在床上蹦跳着，仿佛一入学就是大人了。
刚去幼儿园的几天，一切都很新鲜，连糖果都比家里的好吃，还有这么多同学一起玩儿。但好日子没过多久我就腻了，吃点心、唱儿歌，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就足够了，但我们每天都重复着吃呀唱呀，我连做梦都是听腻的儿歌……我跑回家，大声宣布：“我不上幼儿园了行不行？我要上小学。”
母亲问我：“怎么了，幼儿园不好吗？”
“太无聊了，老师教的东西也太简单了。”我一股脑地倾诉着。
“你才五岁，再读一年幼儿园就可以读小学了。”
“让我尝试一下好吗？下个月私立小学有入学考试。如果我的能力不够，我就没法通过小学的入学考试；可如果我通过了，就表明我有这样的能力，你们就应该让我去读小学。”
母亲确信我不是一时冲动：“好吧，我明天去学校问问。”
小学入学试题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放榜那天，母亲陪我去学校，一下子就看到“李开复”三个字在第一名的位置闪亮。母亲像个孩子般激动地叫起来：“哎呀，第一个就是李开复，你考上了！”
我也激动地抱住母亲哇哇大叫。那一刻，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是过了几十年我也记忆犹新。原来，孩子一丁点的小成功都能够让母亲那么骄傲。感谢母亲给了我第一次跨越的机会，让我体会到了大胆尝试、积极进取的成功。
在中国，父母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其实，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责任心、选择能力和判断力是很重要的。
严厉的慈母
中国人总是把孩子的“听话”当作优点，但我的母亲更希望我学会“讲理”。
考入小学后，我不免得意。每逢父母有朋友来家做客，我都要偷偷告诉他们我有多聪明、多厉害：“阿姨，我已经读小学了！”
“真的吗？你不是才五岁吗？”
“对啊，我跳级考进去的，还是第一名呢！”
“那进去以后的成绩呢？”
“除了100分，我连99分都没见过呢！”
没想到，我刚夸下海口，第二周的考试就得了个90分，而且跌出了前五名。看到我的成绩单，妈妈二话不说，拿出竹板把我打了一顿：“打你是因为你骄傲。你说‘连99分都没见过’，那你就给我每次考100分看看！不只要好好学习，还要改掉骄傲的毛病。别人出自真心夸奖你，才值得你高兴。自夸是要不得的，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懂了吗？”
“知道了。妈妈还生气吗？”
“不气了，要不要躺在我怀里看书？”母亲的气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她每次的处罚都能得到预期的效果——让我永远牢记。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躺在母亲怀里读书。有次考了第一名，母亲带我去买礼物。我看上了一套《福尔摩斯全集》，但母亲说：“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著，随时都可以买。”结果，她不但买了书，还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送给我。
从那时起，我就整天读书，一年至少要看两三百本书。直到现在，书也是我不可或缺的朋友。
42个月的陪读生活
我10岁时，远在美国的大哥回家探亲。他跟母亲抱怨，怪台湾的教育太严厉，小孩子的灵气越来越少。母亲叹了口气：“唉，为了高考，有什么办法呢？”
看着我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承受着升学的压力，没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大哥忍不住说：“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母亲从没去过美国，她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但却出人意料地保留了一份开明的天性。听了大哥的建议，她决定给我一片自由的天地。
11岁的我来到了美国南方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市，在这里的一所天主教小学读书。入学第一天，我就蒙了。虽然也学了不少英文，我却完全听不懂老师和同学们在说什么。
幸好我还算聪明。有次数学课，老师问1/7换成小数是多少。我虽听不太懂英语，但还认得黑板上的1/7，这是我以前背过的。当我朗声回答“0.142857142857……”后，同学和老师都目瞪口呆，从不让学生“背书”的美国老师几乎认为我是“数学天才”。母亲得知后，显得比我还兴奋，因为我终于开始一点点适应这里的生活了。
母亲一直不懂英语，但她每年都会花6个月时间在美国陪我读书，每天看着我去上学，唯一能做的是为我准备好吃的点心和晚餐，她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等我放学后听我聊学校里的事。这种陪读生活延续了整整7年，在每年陪读的6个月里，母亲要默默忍受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生活环境；而在她返回台湾，与我分别的6个月里，同样为我的学业操心着。
别忘了你是中国人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母亲陪读6个月后要赶着回台湾料理事务了。上飞机前，她交代我两件事：“第一件是不可以娶美国太太。”
“拜托，我才12岁！”我红着脸回答。
“美国的孩子都很早熟，所以要早点告诉你。不是美国人不好，只是美国人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都不一样。而且，我希望你做个自豪的中国人，也希望你的后代都是自豪的中国人，身体里流的是百分之百炎黄子孙的血……”母亲拉住我的手继续说：“第二件事，每周写封信回家。”
我在美国接触到的是以表扬和鼓励为主的教育方式，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自信和果敢的种子。我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并在两年后的州级写作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人们都说，小孩子最容易掌握一种语言，也最容易忘掉一种语言。但我并未放弃中文学习，按照约定，我每周都会用中文给母亲写一封信。收到信后，她会逐字逐句地检查，找出错别字，并在回信中罗列出来。为了在信中尽量不写错别字，我到处找中文书籍阅读，不断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正是因为每周一封的中文家书，让我的中文没有被ABC慢慢侵蚀掉。
逐渐长大后，我开始明白，母亲临走时叮嘱的两件事，并非简单地希望我娶中国妻子，记住母语，而是蕴含着浓浓的家国梦，深深的中国情。她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别忘了你是中国人。”
儿子是母亲最甜蜜的牵挂
有人说：子女是父母最甜蜜的牵挂。对此，我以前还不大理解。当我有了孩子后，我真的体会到了这一点，也因此特别怀念那一段母亲把我揽在怀里的岁月。其实，每个人不管年纪有多大，他始终是母亲的孩子。无论我自己在事业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在母亲眼里，我还是她的幺子，还是让她魂牵梦系的牵挂。
1989年的一天深夜，我在美国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她问我大地震对我有没有影响？我对她说：“地震发生在加州，我住在宾州，那是几千里之外呢！”母亲并不知道美国到底有多大，但一看到大地震的新闻，她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远在美国的儿子。
2005年，当我离开微软加盟Google时，微软公司决定起诉我，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深夜里，我佯装镇定打电话给母亲。在电话那一头，她坚定地告诉我：“一切都会没事的。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是站在你这边，你永远都是最棒的。”
隔着太平洋，我强忍住感动的泪水，没有在电话中失声。但放下电话后，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无比感动并深深地自责，感动的是母亲对我的真诚支持，自责的是我还需要母亲为我的工作操心。
其实，除了我之外，对她的另外六个孩子，还有十几个孙辈，母亲的慈爱之情一样厚重。无论是哪一个孩子的问题，无论是工作、婚姻还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年迈的母亲总是牵挂在心头。但我相信，她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们给她带来的欢乐也会越来越多。母亲常常骄傲地说，她最大的财富就是她的七个优秀子女。
母亲最高兴的事，是一大家子人团聚在一起。虽然这种时候并不多，但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赶回台湾的家中相聚。这种最浓最浓的亲情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被隔断的。
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既传统又开明，既严厉又温和，既勇敢又风趣，既有爱心又有智慧的母亲。她的教育既有中国式的高期望，也有美国式的自由放权；既有中国式的以诚待人，也有美国式的积极进取。如果说我今天取得了任何的成功，那么，这些成功都是来源于母亲的教诲、牺牲、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