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逃离蔡康永
他叫蔡康永，和他说话是一件艰巨而充满细枝末节的事情，所有答案总是充满趣味又彬彬有礼，既能满足那些漂浮在空中的求知欲，也能恰到好处地把控分寸与体面，这一切都印证他所深谙的说话艺术，以及一直坚持的礼仪——“在社交场合，我会小心不让场面冷掉，但也不会愿意敞开心扉地投入。”
这感觉就像是：他兴致勃勃地打扮自己，兴奋地赶赴每一场舞会，但又在每一场舞会最热闹浮华的深处保持最矜持的平静。我在他对面，眼见他聊天时那份认真中的漫不经心、真挚里的漠不关心，甚至担心下一刻他就会从眼皮子底下消失掉。
这个男人，明明已年近半百，眼神和表情却时刻充满着孩童一样的纯真。忧郁与单纯在他体内和谐共处，他就是用这样捉摸不定的神秘迷住了所有人。
期待一个未知，逃离繁复
蔡康永总是满脑子充满离奇故事，在UCLA读电影研究所的时候，就用古老的京剧故事唬住了来势汹汹的教授：
阿里巴巴是一个修练古代法术的人，有一个很爱他的太太。但他根本不相信爱情，觉得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装饰品，是短暂的甜言蜜语，根本禁不起考验……这位魔法师决定诈死，来测验他的爱妻。
阿里巴巴葬礼那天晚上，出现了一位非常有钱的贵族帅哥，他很真心地对死去的阿里巴巴表示了哀悼，可他更是温柔地安慰阿里巴巴的爱妻……当天半夜，帅哥贵族忽然惨叫一声，抱著头跌到床下，吓得女主角不知如何是好。年轻帅哥抱著头说他这个头痛的毛病已经发作过两次了，医生说第三次再发作，就要七孔流血，很惨很惨地死掉！要活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吃另一个男人整个的脑子！
女主角抱著新男友，想这三更半夜，要到哪里去找热腾腾的男人脑子来吃？想来想去，最后问说一定要活人的脑吗？帅哥说，刚死去不超过三天的男人脑也行。所以女主角要去挖可怜的死阿里巴巴的脑子来给新男友当救命仙丹。
她心疼地把新男友安顿在床上，然后就去找了一把斧头，吃力地把丈夫的棺材挪到尸体，好像只是睡著了一样，她心痛地流下眼泪，同时举起斧头，就往阿里巴巴的头上劈下去！
斧头快要劈到脸的时候，阿里巴巴竟然睁开了眼睛，微笑看著爱妻说：这就是你对我至死不变的爱啊？妻子目瞪口呆，吓得跌到地上，阿里巴巴从棺材里面走出来，扶住他的爱妻，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纸人来，纸人的脸长得跟帅哥贵族一模一样。他把纸人放在爱妻的怀里，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站起来，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走出去，消失不见。
女主角用那把斧头自杀死了。
这个古怪离奇的、让蔡康永在新学期中一鸣惊人的故事，有暴力、优雅、谜语、权利、死亡、人类的真相，有隐形的床戏，还有神秘的东方气质，实在让人无可挑剔。
所以，当拿到蔡康永第一次认真写出的长篇小说《爱情短信——未知的恋人》时，大多数人都期待看到一个蜿蜒曲折的故事，但结果，事与愿违：故事简单到如同白水，描述最单纯的初恋。“我想做的是召唤幸福的咒语，能把灵魂巩固了，然后丢在飘荡的人生里，当成救生圈”，他自己倒是理由充足，“初恋是一个神秘开关，经过之后，自己和世界都会出现新的模样，可能更美好，也可能更狰狞，谁都无法先知。”
兜兜转转，那个过去最爱曲折色彩的男孩蔡康永，洗净所有耸人听闻的成分，愿意在创作小说这件“看上去很笨又赚不了钱的事情”上，用最洁净的方式做一个爱情美梦。“我理想中爱情该有的样子。要勇敢，要深刻体会，要证明自己。”
十里洋场，逃离贵公子
蔡康永的矜持，浑然天成的距离感，或许可以归结于骨子里的上海血统。那终日飘散灰蒙蒙的雾霭、沉闷的流言，以及从十里洋场时期就沿袭下来的优越感，让他一出生就有些颓丧的贵族气。“我从小就看惯了凋落的美人跟英雄，所以小时候就被养成对于很多事情都很冷淡的感觉。”
父亲蔡天铎，台湾知名大律师，当年上海滩有名的船业大亨，1949年沉没的著名豪华客轮，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的“太平轮”就是蔡家产业。记得有次看到蔡康永破天荒带着父亲上台湾知名主持人张晓燕的节目，年迈的蔡先生是优雅绅士的派头，从着装到手表到皮鞋一丝不苟，去到台湾多年依然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怀念起已经过时的妻子，他说：“她很好。”
蔡康永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母亲是标准的上海美人，如同张爱玲笔下的富太太，每天睡到中午起床，穿英国式晨衣，趿一双高跟毛毛拖鞋，然后开始去做头、化妆、更衣，回到家来专心等牌搭子——打麻将是如此重要的应酬，以至于蔡康永读到高中，第一次看台湾本土民众打麻将之间用钱支付、砌好牌就直接开打，吓了一跳，他记忆中的麻将是郑重的、要用牌尺砌平整的、只用筹码的正式游戏。
蔡康永智商很高，永远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读名校，中学里一直是学生会主席，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统统包揽第一名。那时的他尚还喜欢这样的生活，“只是有时候觉得心机太重，很累。”
直到高中，学校里多了从外面考进来的“平凡人”。他们有时会拿很多蔡康永以前未曾接触过的书、地下杂志给他看，他恍然大悟：原来除了看到的，台湾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而自己的优渥安逸和别人的苦难是并行的。
他开始了自己的反抗，不断在校内杂志写大量反叛文章，学校忍无可忍要将他开除，后来勉强记了两个处分。“我知道权力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有怎样的好处，能把人变成什么样子。我突然就厌倦了，决定退出。因为发现一直乐在其中的那个游戏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大人的。”
蔡康永开始做出他人生第一个不寻常的规划：请父亲的好友、香港大导演胡金铨为他写推荐信，一路闯关去了世界三大电影学院之一的UCLA做电影研究所的学生。
这次出走，实在是让父亲为难的事。向来骄傲的蔡天铎每每在外与人讲起儿子在美国学什么时，都有点含糊其辞。寒暄中他先是会骄傲地表示，“儿子在UCLA念书。”但接着来人便问，“学什么？”老父亲顿时词穷：“电……”，“电脑啊？电机？”，“电、电影……”，这往往是用只有蔡天铎自己才听得清的声音说出来。
十年一觉，逃离电影梦
LA，洛杉矶，好莱坞所在的城市，电影梦子民的帝都。
“本来去LA，是为了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电视制作研究所，是去学拍电影、学做节目。但在这样的学生生活里，常常就不由自主地进入流浪状态，感觉到流浪的解放。”
蔡康永在那里遇见跟他很不一样的人，“我有时被轻视，有时被重视；有时被耍，有时耍人；有时狡猾，有时天真。我知道有些人的流浪不快乐，有些人的流浪是不得已。我的人生里，当然也有些小规模的流浪是不得已、不快乐的，但是在LA的这几年我很自在。”
学成归国，蔡康永怀抱着“拯救国片”的巨大理想，一心投身电影业。看看履历：他当过大学老师，台湾世新大学电影语言、风格评论讲师和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做过专栏作家，主攻电影评论，比如《联合报》；是电影编剧，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编剧是白先勇和蔡康永；是许鞍华《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当过台北电影节的评审；写过一个不大像剧本的剧本《阿婴》，一部诗意的鬼片，最后由王祖贤来演。
他和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接，却在行进的途中不断思考。“我离开了，因为最后发现导演会拍什么样的片子和编剧没有丝毫关系。看到李安《色戒》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一些遗憾，当时为什么不坚持一下。但我不是一个这么有耐心的人，为一件事等待十年，我会犹豫。”
而他学习过的关于电影的那些事情，没有浪费过，它们存在于他的每一份工作里，包括主持。
逃离电视，别在里面找养分
之后他继续在各种行业中游离，找寻最舒适妥帖的自我。终于得人推荐从电影人的身份彻底抽离，进入了电视主持界：《两代电力公司》，请叛逆期的青少年和父母辈一起到现场来谈辛辣话题，两边的价值观有巨大落差，引发好看的争论；《真情指数》，政界高官、商业名流、文化名人、艺术大家都是他的座上客，“以前会很好奇，究竟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做了真情指数之后变得比较放心一点，”他笑言，“原来行政大长官也会担心小孩有没有学好；有几百栋房子的生意人也会烦恼晚餐的菜色……我突然惊觉，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
2004年，他碰上了当时已经过气的女星小S，两人共同主持搞笑综艺访谈节目《康熙来了》，当年即以无厘头的风格获得巨大成功，双双成为台湾最受欢迎的男女主持人，一红就是8年。
渐渐，这个读书人又开始筹划逃离。他不止一次告诫所有人，电视是一看即忘的娱乐方式，别试图从里面吸收养分。他也不止一次地讲一个故事，“如果有只鸟唱了一段生命里最好听的歌，可当时没有人听见，然后小鸟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唱过这段歌？”
对蔡康永而言，答案当然是有的，生命里很多有趣的事情，并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存在。“等到已经厌倦出现在众人面前，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保留一个好玩的东西——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力量。”
这个不安分的人，已经打算做一些别的事情，“第一是甩开蔡康永的身份，第二不要因为蔡康永三个字就愿意看我拍的东西或者写的东西。如果转换成功，我觉得那是重新换得的自由。”
路过蔡康永，请记住，他是野生的植物，不是精美的盆栽。
现场素描
如果你没有亲眼见过成千上万等待着的人群，你无法想象蔡康永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费力穿过从A、B、C一直到J、K的排序区域满当当的庞大队伍，而那时距离蔡康永接下来的签售还有1个小时。这上万人组成的队伍，有序而得体，安静而热络地紧贴着站立，手上捏着他的新书，面上皆是兴奋期待。
他叫蔡康永，他仔细在自己书的扉页上签上康永，“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新鲜，我会在名字旁边画上笑脸，到后面就只剩下康永，几个小时之后，我开始不耐烦起来，就偷懒签下一个永字，到最后，我一看，啊，快结束了，又有了画笑脸的好心情。”我站在远处看他签完名，然后把自己的左手递出去，看着他不禁微笑，“我的右手签十个小时的名字，也只是酸痛而已，我的左手才是真的会痛，有的人等待太久，一激动，就拉着手猛摇，或者握得很紧，生怕我会跑掉。所以，左手痛过右手。”不过，所有签售上他还是都会递上自己的左手，实在是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