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善心谁都能做天使：小保姆劝捐67例人体器官
她离生死最近，成了生死转换的天使；她在希望和绝望、逝者和生者之间，打开一条条通道……
在我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有150万例，但自2005年我国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到现在仅207例，平均每年30例，99.9%的患者因为没有等到器官源而遗憾离世。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人死全尸，谁愿意在死后还开肠剖肚？因为这些原因，我国器官捐受之间缺乏一座桥梁，而44岁的高敏要做这座桥梁。
作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义务协调员，她不仅成功协调了我国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而且在全国207例器官捐献中，她独自完成了67例：她离生死最近，成了生死转换的天使。然而生活中的她仅仅是妹妹家的保姆，和深圳市千千万万个保姆一样，曾经也要为生计奔波忙碌……
保姆献血成“明星”
2012年6月的一天，高敏走进某医院。在她身后，有护士们的窃窃私语。不是每个人都欢迎高敏，在一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
高敏走进重症监护室，去找一个身患绝症、时日不多、名叫薇薇的女孩。高敏看见薇薇妈妈坐在女儿的身旁，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女儿，还时不时地帮女儿掖掖被角。这样的画面让高敏有些犹豫，但稍作停顿之后，她还是轻轻地走上前对薇薇妈妈说：“您好，我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叫高敏……”
“我知道，徐医生都跟我说了，对不起，我的薇薇不会走的，请你不要来找我们了。”高敏话还没说完，就被薇薇妈妈打断了。高敏还想说什么，可看见薇薇妈妈决绝的表情，只得连声道歉，退出了门外。
高敏是为一个叫豆豆的女孩而来的。2012年6月，刚刚成为小学生的豆豆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暑假。刚放假没有多久，豆豆就跟妈妈提出，想去香港迪斯尼看米老鼠和唐老鸭。妈妈点头答应了。可就在前往迪斯尼的途中，一场车祸把豆豆的暑假计划摧毁了，豆豆的眼睛被砂石刺得伤痕累累，必须移植眼角膜。豆豆妈妈牛莉在上网搜寻角膜捐献的相关信息时，无意中看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信息，于是她拨打了高敏的电话……
被薇薇妈妈拒绝后，隔了一天，高敏又去了薇薇的重症室。薇薇妈妈不在，只有薇薇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薇薇脸上细细的绒毛跟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长长的眼睫毛微微翘起，她真像个天使。高敏不由得难过起来，这时，薇薇妈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张病危通知书。薇薇妈妈看了看高敏，点点头，然后视线又慢慢移到了女儿的身上：“我知道薇薇不行了，可孩子没有眼睛的样子，我真的不敢想……”高敏的眼睛泛起了泪光，她抚了抚薇薇妈妈的肩膀说：“我明白。”
之后，高敏又去了几次，可薇薇妈始终不能接受让孩子捐献角膜，高敏几乎想要放弃了，她觉得自己很残忍，决定去找豆豆妈说清楚情况。可刚走到豆豆的病房，就听见豆豆稚嫩的声音：“妈妈，什么时候我的眼睛才能好啊，我想去迪斯尼。”豆豆的话让高敏很心酸，又坚定了帮助豆豆的想法。她悄悄地把病房里正抹眼泪的牛莉叫了出来：“你让豆豆给薇薇妈妈录一段话吧，也许薇薇妈妈听后，就会同意捐献了。”牛莉连连点头：“好，我这就去。”
两天后，高敏带着豆豆的录音来到薇薇的病房，打开录音，豆豆稚嫩的声音回响在整个房间：“薇薇姐姐你好，我叫豆豆，我听高阿姨说你能治好我的眼睛，真是太好了，等我的眼睛好了，我们一起去迪斯尼玩，我们一起画漂亮的画好吗？对了，我还让妈妈帮我录了一首歌送给你。”伴随着林宥嘉的那首《你是我的眼》，薇薇妈妈的眼泪倾泻而出……就在高敏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薇薇妈妈慢慢地站了起来，她缓缓地走到女儿的床前，用手指温柔地一遍一遍抚摸着薇薇的眼睛，说：“我答应捐献。”听到这句话，高敏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8月，薇薇妈妈收到豆豆给她写的信，信里，豆豆叫她“妈妈”。豆豆说：“我透过姐姐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到处都是美好；以前没看到的，现在都看得到。我不再只是我，我的身体里有一个叫薇薇的善良姐姐……”看着豆豆的信，薇薇妈妈哭了……
这些年，高敏成功“协调”过多位患者捐献器官。说起当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还得从她献血说起。
1997年9月的一天，深圳龙岗区的一个菜场，30岁的高敏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提着各式各样的蔬菜。菜场出口，停着一辆白色的大客车，上面写着“无偿献血”四个红色大字。高敏小心地伸头朝里看，这时，一名医生抬头看了看她。高敏不好意思地缩回头，脸红着走了。
3个月前，高敏从老家山东商河县来到深圳，帮妹妹高桂平带孩子。那时，高敏刚离婚，她将两岁的儿子交给母亲照看，一个人来到了深圳。
11月初，又看见那辆定点的献血车，几名志愿者边发传单边说：“您的生命跟每个人相关，献出您的爱心，爱是生命不息的血液。”听到这儿，高敏心动了一下，笑着上了车。看着血液一点点从自己身上流向血袋，高敏问：“这袋血会输给哪个病人呢？”医生笑着说：“这个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或许跟你擦肩而过的人，身上就流着你的血呢。”听到这话，高敏笑了。
3个月后的一天深夜，高敏的手机响了，是红十字会打来的，说一个17岁的男孩因车祸急需B型血。高敏二话没说，打车来到了这家医院。献完血正要走，男孩妈妈跑过来拉住她，哭着要给她跪下：“是你救了我儿子，你真是个大好人。”高敏赶忙扶起她，那一刻，高敏才懂得志愿者说的“您的生命跟每个人相关”那句话。
从那之后，高敏开始经常献血。2000年底，高敏已献血40多次，成为深圳献血次数最多的人；而加上她好学，对各种献血知识了如指掌，她被红十字会吸纳为血站服务站的志愿者。这时，外甥上幼儿园了，高敏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志愿者的工作上。
走上“最渗人”的志愿路
2005年，已经是资深志愿者的高敏很快被红十字会委以重任，成为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协调员不仅宣传动员别人捐献，还要在捐献者故后，见证器官取出全过程，陪同家属护送捐献者遗体火化。
虽说深圳是中国最开放的前沿城市，但由于中国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病人和病人家属一听到故后捐献人体器官，都会躲得远远的。就连亲妹妹也不理解高敏：“姐姐，你做献血志愿者我支持，但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要跟死人打交道，太渗人了。”高敏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有150多万例。150万啊，这么多人难道就这样白白地等死吗？”
整整3个月，高敏天天往医院跑。起初，有些医院不熟悉高敏，即使拿出身份证、志愿证，甚至亮出她获得的“道德楷模”证书，医院还是怀疑。最后，高敏不得不当场上网搜索出一些有名有姓有照片的报道和网页，医院这才相信她。那段时间，单单是宣传资料高敏就发了几万张，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咨询或有意愿的，高敏有些犹豫了：难道器官捐献真的在中国行不通？那时，做志愿者没有任何报酬，所花的费用都是妹妹作为“工资”给高敏的。为了省钱，高敏中午基本上不吃饭。
一天中午，高敏坐在医院的草地上，喝着开水充饥，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她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些看不见的150多万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走过来，眼睛红红的，对高敏说：“我女儿快不行了。”高敏抬头一看，正是前天自己在重症监护室外遇到的王英，她18岁的女儿燕燕出了交通事故，抢救了几天却还在昏迷中。高敏向她讲起器官捐献的事，谁知王英竟狠狠地瞪了高敏一眼，还把资料扔进了垃圾筒里。
高敏安慰王英：“再等等，或许还有希望。”王英哭着说：“燕燕已经脑死亡，现在全靠呼吸机维持，医生说拔掉就不行了。”高敏听了也很痛惜。这时，王英哭得更厉害了：“燕燕聪明漂亮，多才多艺，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还得过奖。”高敏搂住了她的肩膀：“她一直都在你心里的。”王英擦了擦眼泪，对高敏说：“你说的那个器官捐献，我想了几天，觉得你说得对。女儿不行了，但她的器官还活在别人的身体里，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啊。”高敏望着王英，心中忽然五味杂陈，王英愿意捐献燕燕的器官了，但这意味着王英要拔下女儿的呼吸机。忽然间，高敏的心也痛了起来，可理智又让她决定尽快行动起来。
高敏赶快打电话，找医疗评估小组，对燕燕的身体器官进行检查和评估；这边，让王英开始填人体捐献志愿表。准备签字的时候，王英忽然停住了，她双手发抖，怎么都下不了笔。高敏走过去，把王英手中的笔拿掉，紧紧搂住了她。两分钟后，王英的情绪稍稍舒缓了些，才在志愿表上签字。
随后，医生把燕燕推进了手术室，当医生准备要拔呼吸机时，王英捂着脸，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句：“不！”医生立马停了下来。高敏把王英拉到了角落里，看着她这样痛苦，忽然心有不忍，便说：“不要紧，现在不捐献，也可以。”王英望着高敏，哭着说：“我只是不舍。”王英深情地看了女儿最后一眼，然后对医生说：“你们拔吧。”随后，护士把王英扶出了手术室。
高敏站在手术台旁整整4个小时，见证了器官摘取及身体缝合全过程，她没有恐惧，只有深深的感动。
你是我心中“睡着”的好人
有了第一个成功捐献案例，高敏有了信心。接下来的4年中，高敏成功协调了二十多名患者捐献器官。
作为资深协调员的高敏，在多年的劝捐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一次，一个电话打进来：“你是进行器官买卖的吧，是不是可以卖肾？”高敏吓了一跳，黑色市场里卖肾的传言已经流入社会，直接对捐献器官产生了冲击。
有一对父母，在自愿捐献了女儿遗体后没几天，哭着给高敏打电话：“他们都问我，你把我女儿卖了多少钱？你快把女儿还给我！”放下电话，高敏第一次失眠了。
2011年的一天，高敏到一家医院宣传，一个看上去家境还不错的患者家属说：“捐个器官，你们给多少钱？”高敏说：“既然是捐，就是无偿的，没有一分钱。”家属说：“不给钱，谁捐啊。”
每个捐献者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善心成为鼓励高敏继续劝捐工作的动力。2011年7月23日，一位叫丁红飞的女会计师给高敏打来了电话，说愿意捐献自己的肝肾眼角膜。签定捐助志愿表时，13岁的儿子丁思成也在旁边。丁红飞跟丈夫离婚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5天后，丁红飞因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8月5日上午，医生下达紧急通知。高敏赶忙通知评估小组，小组说正在从东莞回深圳的路上，让医生极力抢救病人。但是，高敏刚接通电话，医生就急着说，丁红飞刚刚停止了心跳。丁思成哭了：“妈妈你别走，我们还没实现你的志愿呢。”高敏感动极了，这是多么好的孩子。这时，医生问丁红飞的弟弟怎么办，他又转过头来问高敏怎么办，高敏望望丁思成又望望丁红飞，坚定地说：“立即推到手术室做心肺复苏！”
手术室里，丁思成握着妈妈的手呼唤她，医生紧张地做着心肺按压，10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了……医生头上满是汗，但丁红飞的心脏没有任何动静。医生转过脸，问怎么办，高敏还是那句话：“做心脏复苏。”
高敏给评估小组打电话，对方说：又遇到了堵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医生继续给丁红飞做着心脏复苏……整整4个小时过去了，忽然间丁红飞的胸脯鼓动起来。丁思成叫起来：“妈妈，你听到我叫你了吧，妈妈，你听到我们都叫你了吧。”高敏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迹，一切都是天意。门外，评估小组正好赶到。
那天，高敏眼泪止不住地流，这4个多小时，其实不是在抢救丁红飞，而是在抢救苦苦等待器官捐献的那些人。望着安详的丁红飞，高敏知道，这些捐献者都是“睡着”的好人。
从2005年成为红十字会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到2012年11月，高敏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这些年，有人批评她“好大喜功”，但也有人欣赏、鼓励她。对于高敏来说这些都不那么重要，她已不需要用自己劝捐的人数来衡量自己的存在感了，她知道，自己的工作是这个世上最美的工作，它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支点。后面的路，不用说，高敏还会一如既往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