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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善心谁都能做天使:小保姆劝捐67例人体器官

她离生死最近,成了生死转换的天使;她在希望和绝望、逝者和生者之间,打开一条条通道……

在我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有150万例,但自2005年我国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到现在仅207例,平均每年30例,99.9%的患者因为没有等到器官源而遗憾离世。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人死全尸,谁愿意在死后还开肠剖肚?因为这些原因,我国器官捐受之间缺乏一座桥梁,而44岁的高敏要做这座桥梁。

作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义务协调员,她不仅成功协调了我国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而且在全国207例器官捐献中,她独自完成了67例:她离生死最近,成了生死转换的天使。然而生活中的她仅仅是妹妹家的保姆,和深圳市千千万万个保姆一样,曾经也要为生计奔波忙碌……

保姆献血成“明星”

2012年6月的一天,高敏走进某医院。在她身后,有护士们的窃窃私语。不是每个人都欢迎高敏,在一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

高敏走进重症监护室,去找一个身患绝症、时日不多、名叫薇薇的女孩。高敏看见薇薇妈妈坐在女儿的身旁,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女儿,还时不时地帮女儿掖掖被角。这样的画面让高敏有些犹豫,但稍作停顿之后,她还是轻轻地走上前对薇薇妈妈说:“您好,我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叫高敏……”

“我知道,徐医生都跟我说了,对不起,我的薇薇不会走的,请你不要来找我们了。”高敏话还没说完,就被薇薇妈妈打断了。高敏还想说什么,可看见薇薇妈妈决绝的表情,只得连声道歉,退出了门外。

高敏是为一个叫豆豆的女孩而来的。2012年6月,刚刚成为小学生的豆豆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暑假。刚放假没有多久,豆豆就跟妈妈提出,想去香港迪斯尼看米老鼠和唐老鸭。妈妈点头答应了。可就在前往迪斯尼的途中,一场车祸把豆豆的暑假计划摧毁了,豆豆的眼睛被砂石刺得伤痕累累,必须移植眼角膜。豆豆妈妈牛莉在上网搜寻角膜捐献的相关信息时,无意中看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信息,于是她拨打了高敏的电话……

被薇薇妈妈拒绝后,隔了一天,高敏又去了薇薇的重症室。薇薇妈妈不在,只有薇薇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薇薇脸上细细的绒毛跟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长长的眼睫毛微微翘起,她真像个天使。高敏不由得难过起来,这时,薇薇妈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张病危通知书。薇薇妈妈看了看高敏,点点头,然后视线又慢慢移到了女儿的身上:“我知道薇薇不行了,可孩子没有眼睛的样子,我真的不敢想……”高敏的眼睛泛起了泪光,她抚了抚薇薇妈妈的肩膀说:“我明白。”

之后,高敏又去了几次,可薇薇妈始终不能接受让孩子捐献角膜,高敏几乎想要放弃了,她觉得自己很残忍,决定去找豆豆妈说清楚情况。可刚走到豆豆的病房,就听见豆豆稚嫩的声音:“妈妈,什么时候我的眼睛才能好啊,我想去迪斯尼。”豆豆的话让高敏很心酸,又坚定了帮助豆豆的想法。她悄悄地把病房里正抹眼泪的牛莉叫了出来:“你让豆豆给薇薇妈妈录一段话吧,也许薇薇妈妈听后,就会同意捐献了。”牛莉连连点头:“好,我这就去。”

两天后,高敏带着豆豆的录音来到薇薇的病房,打开录音,豆豆稚嫩的声音回响在整个房间:“薇薇姐姐你好,我叫豆豆,我听高阿姨说你能治好我的眼睛,真是太好了,等我的眼睛好了,我们一起去迪斯尼玩,我们一起画漂亮的画好吗?对了,我还让妈妈帮我录了一首歌送给你。”伴随着林宥嘉的那首《你是我的眼》,薇薇妈妈的眼泪倾泻而出……就在高敏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薇薇妈妈慢慢地站了起来,她缓缓地走到女儿的床前,用手指温柔地一遍一遍抚摸着薇薇的眼睛,说:“我答应捐献。”听到这句话,高敏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8月,薇薇妈妈收到豆豆给她写的信,信里,豆豆叫她“妈妈”。豆豆说:“我透过姐姐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到处都是美好;以前没看到的,现在都看得到。我不再只是我,我的身体里有一个叫薇薇的善良姐姐……”看着豆豆的信,薇薇妈妈哭了……

这些年,高敏成功“协调”过多位患者捐献器官。说起当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还得从她献血说起。

1997年9月的一天,深圳龙岗区的一个菜场,30岁的高敏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提着各式各样的蔬菜。菜场出口,停着一辆白色的大客车,上面写着“无偿献血”四个红色大字。高敏小心地伸头朝里看,这时,一名医生抬头看了看她。高敏不好意思地缩回头,脸红着走了。

3个月前,高敏从老家山东商河县来到深圳,帮妹妹高桂平带孩子。那时,高敏刚离婚,她将两岁的儿子交给母亲照看,一个人来到了深圳。

11月初,又看见那辆定点的献血车,几名志愿者边发传单边说:“您的生命跟每个人相关,献出您的爱心,爱是生命不息的血液。”听到这儿,高敏心动了一下,笑着上了车。看着血液一点点从自己身上流向血袋,高敏问:“这袋血会输给哪个病人呢?”医生笑着说:“这个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或许跟你擦肩而过的人,身上就流着你的血呢。”听到这话,高敏笑了。

3个月后的一天深夜,高敏的手机响了,是红十字会打来的,说一个17岁的男孩因车祸急需B型血。高敏二话没说,打车来到了这家医院。献完血正要走,男孩妈妈跑过来拉住她,哭着要给她跪下:“是你救了我儿子,你真是个大好人。”高敏赶忙扶起她,那一刻,高敏才懂得志愿者说的“您的生命跟每个人相关”那句话。

从那之后,高敏开始经常献血。2000年底,高敏已献血40多次,成为深圳献血次数最多的人;而加上她好学,对各种献血知识了如指掌,她被红十字会吸纳为血站服务站的志愿者。这时,外甥上幼儿园了,高敏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志愿者的工作上。

走上“最渗人”的志愿路

2005年,已经是资深志愿者的高敏很快被红十字会委以重任,成为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协调员不仅宣传动员别人捐献,还要在捐献者故后,见证器官取出全过程,陪同家属护送捐献者遗体火化。

虽说深圳是中国最开放的前沿城市,但由于中国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病人和病人家属一听到故后捐献人体器官,都会躲得远远的。就连亲妹妹也不理解高敏:“姐姐,你做献血志愿者我支持,但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要跟死人打交道,太渗人了。”高敏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有150多万例。150万啊,这么多人难道就这样白白地等死吗?”

整整3个月,高敏天天往医院跑。起初,有些医院不熟悉高敏,即使拿出身份证、志愿证,甚至亮出她获得的“道德楷模”证书,医院还是怀疑。最后,高敏不得不当场上网搜索出一些有名有姓有照片的报道和网页,医院这才相信她。那段时间,单单是宣传资料高敏就发了几万张,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咨询或有意愿的,高敏有些犹豫了:难道器官捐献真的在中国行不通?那时,做志愿者没有任何报酬,所花的费用都是妹妹作为“工资”给高敏的。为了省钱,高敏中午基本上不吃饭。

一天中午,高敏坐在医院的草地上,喝着开水充饥,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她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些看不见的150多万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走过来,眼睛红红的,对高敏说:“我女儿快不行了。”高敏抬头一看,正是前天自己在重症监护室外遇到的王英,她18岁的女儿燕燕出了交通事故,抢救了几天却还在昏迷中。高敏向她讲起器官捐献的事,谁知王英竟狠狠地瞪了高敏一眼,还把资料扔进了垃圾筒里。

高敏安慰王英:“再等等,或许还有希望。”王英哭着说:“燕燕已经脑死亡,现在全靠呼吸机维持,医生说拔掉就不行了。”高敏听了也很痛惜。这时,王英哭得更厉害了:“燕燕聪明漂亮,多才多艺,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还得过奖。”高敏搂住了她的肩膀:“她一直都在你心里的。”王英擦了擦眼泪,对高敏说:“你说的那个器官捐献,我想了几天,觉得你说得对。女儿不行了,但她的器官还活在别人的身体里,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啊。”高敏望着王英,心中忽然五味杂陈,王英愿意捐献燕燕的器官了,但这意味着王英要拔下女儿的呼吸机。忽然间,高敏的心也痛了起来,可理智又让她决定尽快行动起来。

高敏赶快打电话,找医疗评估小组,对燕燕的身体器官进行检查和评估;这边,让王英开始填人体捐献志愿表。准备签字的时候,王英忽然停住了,她双手发抖,怎么都下不了笔。高敏走过去,把王英手中的笔拿掉,紧紧搂住了她。两分钟后,王英的情绪稍稍舒缓了些,才在志愿表上签字。

随后,医生把燕燕推进了手术室,当医生准备要拔呼吸机时,王英捂着脸,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句:“不!”医生立马停了下来。高敏把王英拉到了角落里,看着她这样痛苦,忽然心有不忍,便说:“不要紧,现在不捐献,也可以。”王英望着高敏,哭着说:“我只是不舍。”王英深情地看了女儿最后一眼,然后对医生说:“你们拔吧。”随后,护士把王英扶出了手术室。

高敏站在手术台旁整整4个小时,见证了器官摘取及身体缝合全过程,她没有恐惧,只有深深的感动。

你是我心中“睡着”的好人

有了第一个成功捐献案例,高敏有了信心。接下来的4年中,高敏成功协调了二十多名患者捐献器官。

作为资深协调员的高敏,在多年的劝捐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一次,一个电话打进来:“你是进行器官买卖的吧,是不是可以卖肾?”高敏吓了一跳,黑色市场里卖肾的传言已经流入社会,直接对捐献器官产生了冲击。

有一对父母,在自愿捐献了女儿遗体后没几天,哭着给高敏打电话:“他们都问我,你把我女儿卖了多少钱?你快把女儿还给我!”放下电话,高敏第一次失眠了。

2011年的一天,高敏到一家医院宣传,一个看上去家境还不错的患者家属说:“捐个器官,你们给多少钱?”高敏说:“既然是捐,就是无偿的,没有一分钱。”家属说:“不给钱,谁捐啊。”

每个捐献者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善心成为鼓励高敏继续劝捐工作的动力。2011年7月23日,一位叫丁红飞的女会计师给高敏打来了电话,说愿意捐献自己的肝肾眼角膜。签定捐助志愿表时,13岁的儿子丁思成也在旁边。丁红飞跟丈夫离婚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5天后,丁红飞因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8月5日上午,医生下达紧急通知。高敏赶忙通知评估小组,小组说正在从东莞回深圳的路上,让医生极力抢救病人。但是,高敏刚接通电话,医生就急着说,丁红飞刚刚停止了心跳。丁思成哭了:“妈妈你别走,我们还没实现你的志愿呢。”高敏感动极了,这是多么好的孩子。这时,医生问丁红飞的弟弟怎么办,他又转过头来问高敏怎么办,高敏望望丁思成又望望丁红飞,坚定地说:“立即推到手术室做心肺复苏!”

手术室里,丁思成握着妈妈的手呼唤她,医生紧张地做着心肺按压,10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了……医生头上满是汗,但丁红飞的心脏没有任何动静。医生转过脸,问怎么办,高敏还是那句话:“做心脏复苏。”

高敏给评估小组打电话,对方说:又遇到了堵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医生继续给丁红飞做着心脏复苏……整整4个小时过去了,忽然间丁红飞的胸脯鼓动起来。丁思成叫起来:“妈妈,你听到我叫你了吧,妈妈,你听到我们都叫你了吧。”高敏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迹,一切都是天意。门外,评估小组正好赶到。

那天,高敏眼泪止不住地流,这4个多小时,其实不是在抢救丁红飞,而是在抢救苦苦等待器官捐献的那些人。望着安详的丁红飞,高敏知道,这些捐献者都是“睡着”的好人。

从2005年成为红十字会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到2012年11月,高敏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这些年,有人批评她“好大喜功”,但也有人欣赏、鼓励她。对于高敏来说这些都不那么重要,她已不需要用自己劝捐的人数来衡量自己的存在感了,她知道,自己的工作是这个世上最美的工作,它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支点。后面的路,不用说,高敏还会一如既往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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