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一个时代的结束
“称其为大师，并不是抬举他，相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任何评价，实际上可能都是贬低了他。用学者来称呼，或许才是对他最大的尊敬。”
著名学者季羡林于2009年7月11日8点50分左右在北京病逝。同一天，另一位学术泰斗任继愈也相伴西行。随即，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悼念铺天盖地而来，相对而言，大众对较为陌生的任继愈反应较为冷淡。这恰恰印证了一位学者的另一评语：“晚年的季羡林与晚年的巴金一样，他们的存在与不存在，已经被符号化了，值得尊敬的是他们始终如一的清醒。”
寂寞学术路
与钱锺书一样，晚年的季羡林也意识到，很多人对下蛋母鸡的兴趣，超过了对鸡蛋本身的兴趣。针对公众的误读，这位万事认真的学者特意著文称：“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身于山东清平县官庄的一个贫苦人家。与很多五四时期的世家子弟出身的大家不同，季羡林自述那时家里没有片纸，遑论书籍。早年读书，他也没有显示过人的天赋，他说，一开始他就是个胸无大志的孩子。“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事实上，这样的基调，也是他概括生平自传全书的基调，他不止在一处提到了“自知之明”和“我胸无大志”。
正是这样一位朴实的农家之子，以其坚韧和单纯，走出了一条绝非平常的真理之路。他最初在清华大学陈寅恪先生处了解梵文和定下了学术的萌芽志向，后又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和阿拉伯文等，并从世界吐火罗文的权威Sieg教授那里学习了这门濒临绝迹的语言学，以及《梨俱吠陀》《波你泥语法》《大疏》等课程。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受聘为北大副教授，仅一个星期后，他就被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破格提拔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一个星期副转正，这个纪录在北大至今没有被打破。
留德十年，季羡林还留下一段遗憾的情史。由于不会使用打字机，在写博士论文那几年，季羡林经常到友人迈耶一家，请他们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打字，因为论文内容“稀奇古怪”，对伊姆加德来说，如同天书，季羡林因此需要在她打字的时候坐在旁边解释，往往工作到深夜，他再摸黑回家。离开德国，意味着，就要与美丽的伊姆加德永别。季羡林在日记中说：“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季羡林不能放下糟糠之妻。1983年，鬓已星星的季羡林重返德国哥廷根时，曾找过昔日的姑娘，但二人未曾再见。多年后，据好事人考证，这位老打印机的主人，终身未嫁。
守门人的《罗摩衍那》
探讨自由的哲学家斯宾诺莎一生都以磨镜片求生，著名作家卡夫卡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但正是在这些看似凡庸的工作期间，他们创作了伟大的作品。而季羡林开始翻译古印度伟大史诗《罗摩衍那》时，他是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时值“文革”。
1973年，“四人帮”还在台上，季羡林那时“虽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更令他痛苦的是精神导航的迷失。他回忆说：“国家的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渺茫得很。只有在遥远的未来，在我所看不到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撑着我，使我不至于完全丧失信心，走上绝路。”
文革初期，曾有一次，季羡林在兜里装上了安眠药，准备悄悄地到圆明园的芦苇里静静地死去，但刚要出门，就被红卫兵堵住，拉出去斗争，一顿痛打。回来以后他痛定思痛地说，既然人生这么短促，为什么不利用这短促的时间，干点有价值的事呢？
当了看门人后，他开始了《罗摩衍那》的地下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他说严复翻译，“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他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文革结束，这篇长得惊人的巨著翻译才完成了前三篇。
《罗摩衍那》对东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西游记》里可以找到影子,时至今日,在泰国的很多寺庙里,都绘有罗摩王子故事的系列精美壁画。事实上,罗摩衍那从1973年开始翻译到1983年全篇出版,这十年刚好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最深刻的流放之旅,他们像罗摩一样与群魔作战,最终胜利归来。经历了最深的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翻译事业、译者本人,乃至整个中国,都经历了这趟最难忘记的命运旅途。
一个时代的结束
前夜,季羡林在燕北园独门独栋的平房如往常一样,只是木栅栏的门上多了一束鲜花。这是CBN驻北京的一位北大毕业的记者,献上的最真挚的悼念。
二月兰,是季羡林非常喜欢的花,每到春天,都会开遍他山东官庄故乡,也开满美丽的北大校园。但令晚年的季羡林遗憾的是,曾一起赏花的许多亲人,他的婶母、夫人、最心爱的女儿,友人周培源、冯至、沈从文、吴祖缃等,都一一离他而去,甚至他养过的那些小猫。在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悼念文章之后,他引用杜甫诗感叹：“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以98岁的高龄辞世,对一位淡泊名利的孤独的老人而言,也许是一种煎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仁珪说：“季老的过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不仅仅是像他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少了,还因为他在世的时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浮躁的时代,和这位学术坚守者的宁静与单纯。
研究了一辈子的佛教历史,季羡林并非一个佛教徒,他以学者自称自命,“追求真”,才是他心中的宗教。他回忆文革的《牛棚杂记》,被认为是对那个时代的最好的记录和反思之一。他家里的书堆成山,但他并未被书所淹没,他发出的最强悍的声音之一,就是“认识你自己”,几千年前古希腊神庙将这句话镌刻在石柱上,季羡林认为,有必要不断重复这句话,提醒自己和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