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师梦
我的教师梦
作者:钱理群
一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作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
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作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京师大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
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渡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
我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
——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1978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18年：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
二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
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
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木呆呆地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
三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教师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的惨烈的记忆。
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文革”前，我已经说过，我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发现学生都非常穷困，于是就主动地给他们买衣服，买袜子、鞋。对于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当教师的就应该这么做；没想到“文革”一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名。有一天我睡觉醒来，看见房间里面挂着我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几个大字。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这是我心爱的学生捅的，我真是伤心透了。
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对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还是为他们说话。他们毕业的时候，工宣队告诉他们钱理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学就要和我划清界线，拍毕业照拒绝我参加。只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话：钱老师冒着风险来支持我们，你们这样对待他，太没有良心了；并且宣布：你们不要钱老师照相，我也拒绝照相。他的这一态度使我的流血的心灵多少感到一点欣慰，因此我永远记着这个学生。但更多的学生却使我失望，这心灵的创伤老实说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
我清醒地意识到，年轻人永远是幼稚的，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伤害老师的蠢事。教师这样的职业，很难避免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报，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的回报。但是尽管这样，我还要教书，我对学生还是这样地热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宿命。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当老师，我要教书。
明知这是一个梦，还要做。因为这是美丽的梦，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有人说这是痴梦，痴迷于此，痴心不变，既无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师就是只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这就是生活，教师的生活。
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我们正视它，又永远摆脱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