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白求恩”
新版“白求恩”
汤涌何婧孙春艳
编者按：一批来自不同国度的外国人，活跃于中国各地从事公益事业。他们没有宗教使命，也未受组织派遣，只是秉持着某种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怀，志愿服务于中国那些身陷贫困的群体。他们的人生选择，他们以这种行动对人生价值作出的阐释，或可为当下中国的年轻一代提供多样的借鉴。
有“花旦”自英国来
五年前，在北京打工的云南姑娘董芬与罗琳偶识，从那时起，这个26岁、有着栗色头发的英国女孩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曾经为了参加罗琳每周二晚上的戏剧工作坊，董芬对美容院老板说：“我不要每周一天的轮休，我只要求每周二的晚上是自由的。”被老板拒绝后，她毅然换了工作。
五年来，董芬在罗琳的花旦工作室做志愿者和兼职。现在，她成了花旦工作室女性项目经理。
“她个头比我高很多，当她倾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可爱、孩子气、有智慧、很女人。”董芬谈起自己第一次见到罗琳时的印象，“我当时是一个餐厅服务员，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尊重。”
几乎所有的“花旦人”都和董芬一样，受到罗琳的感召而和她在一起从事这项事业。“花旦”的目标是：通过参与性戏剧的手法和艺术性活动，使中国的流动务工人员提高个人能力、社会地位及经济水平。
一切都源于一个信仰。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戏剧专业的罗琳一直相信：与干巴巴的政治说教不同，戏剧以及交流能够解决人们心灵深处和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她把自己帮助的目标选在了中国。
在一本题为《优秀的中国女性》的书中，罗琳了解到中国外来打工女性是怎样为这个国家贡献着力量，而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怀。
“那就让我建立一个组织来给予她们支持。”罗琳来到北京，找了一份英语教学工作，同时到北京农家女学校当一名志愿者，这是一家民办的农村女性技能培训学校。
在那里，罗琳施展所长，为学员进行一系列的参与性戏剧培训。她通过讲故事、即兴表演和讨论等方式来模拟一些情景，告诉那些打工妹法律赋予她们的权利，以及如何让自己免于家庭暴力和性骚扰。
一个经典情景叫做“兰兰的故事”：一位虚构出来的女服务员遭到老板骚扰，这时兰兰是不是应该打老板一个耳光?罗琳会让大家演出自己的选择。“我训练她们利用舞台来模拟这些复杂的场景，当她们真正遇到这些事时，就可以选择早已准备好的应对方式。”罗琳说。
2004年，罗琳把这个松散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常设机构，并起名为“花旦”，因为在中国的戏台上，“花旦”往往是美丽、富有生命力、自信、愿意表达自己的爱和热情的可爱女子，罗琳希望中国的打工妹变成这样的人。
当时的花旦工作室让很多中国人觉得神秘。一位英国女孩带着几位志愿者和几位打工妹模样的姑娘出没在一些小会议室或者公园的凉亭里——他们尽量节约经费，罗琳经常把自己兼职工作的收入补贴给花旦工作室。当时接受培训的人，有服务员、美容师、农家女学校的学员以及建筑工地上的工人。
2006年开始，“花旦”的运作日趋成熟。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花旦”和当地志愿者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参与性戏剧活动，称之为“青草计划”。
灾后三个月到半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发期，而许多灾民厌倦了心理咨询师。但“花旦”的参与性戏剧却颇受当地孩子们的欢迎。“让他们自己创造，通过一组一组的画面，参与性戏剧表演的方式，让他们来思考他们的未来有多么美好。”“青草计划”的负责人说。
现在的“花旦”已经有了十位全职工作人员。在罗琳的带动下，一批更年轻的工作人员也在成长，他们是生活于都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和打工妹。他们受惠于“花旦”的志愿者活动，现在则把此类活动当作了自己的事业。
“谁都不应该被剥夺机会”
在2010年即将到来的早春，美国女孩魏可欣就要满26岁了，而她和朋友一起创立的“我开”(wokai)组织，也将年满三岁。“我开”被戏称为“贫农版facebook”，是魏可欣和她的小团队辛苦运营的网站，为被遗忘的贫困人口募捐，到最贫困的人家去发放小额贷款，完全不以营利为目的。
2006年大学刚毕业，魏可欣就带着满腔热情来到中国。她希望通过在中国的经验去了解对一个国家发展而言，究竟哪些方式是有用的。在旅行中，魏可欣亲眼看到了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不公正现象，而小额信贷让穷人有条件通过努力获得经济独立，是对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
最初创建“我开”的时候，做校董的母亲建议她去跟一位有小额信贷经验的女士咨询。透过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网，魏可欣接触到了后来“我开”的几位董事，以及许多先后或者一直在为“我开”提供帮助的人，帮助评估项目、审查资格、进行培训、设计商业计划，是这些人帮助魏可欣和她的朋友们把一纸蓝图，搭建成今天规模可观的组织机构。
魏可欣到过大半个中国，光在宁夏、河北、内蒙和四川等地进行的小额信贷机构调研就有12次。为见借款人，她胆战心惊地搭乘过为了逃过检查而四处绕路的非法运营长途车，也曾亲眼看到获得帮助的农户真的脱贫了。
通过严格评估之后，魏可欣选择了中国最好的三家NGO(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组织中的两家作为实地合作伙伴。在钱到达农户手中之后，每三个月“我开”的实地合作机构都会派出专人前往借款人家中跟踪钱的使用状况。“我开”机构借鉴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发明的信用方式，以五个借款人组成一个小组的方式，相互督促和担保还款，利用有中国特色的“人情纽带”，确保了本金和利息的回收。
“我开”网站上每个申请贷款的农户都会有一个图文并茂的档案页面，主要对借款数量和使用计划作出说明，浏览者可自由选择自己想支持的人为他捐款，而这笔钱也将被直接转给这个被选择的农户。
一年过去了，“我开”用741位捐赠者的121456美元，帮助了239位四川和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原本日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贫困农民竟然全部还上了借款，同时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用在“我开”获得的贷款，或是养鹅养猪，或是开办小杂货铺，开始有能力让生活走上持续发展的正轨。
“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必需的条件去摆脱贫困，个人努力当然很重要，但是只要这个人有动力去改变，就不应该被剥夺机会。”魏可欣说。
“白求恩”的中国路径
“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我自己的命是属于他们的，我们已经分不开了，命运已经连在一起，如果我走掉了就没命了……”卢安克坐在广西偏远山区东兰县板列村的小山丘上接受媒体采访说出这番话时，无数中国人为之动容。
这名德国男子将30岁到40岁这十年黄金时间倾注在广西贫困山区的教育上，他所在的板列村小学的孩子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学生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留在他们身边的大人来代替在城里打工的父母”。他组织孩子们拍DV、设计村里的小路、观察和体验大自然……孩子们把他视为亲人，在他的影响下慢慢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
十年来，卢安克没拿过任何报酬，他把翻译作品赚得的稿费捐给慈善机构，他在中国的工作生活靠父母每年寄来的4800元人民币维持。
像卢安克这样，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并以帮助中国人摆脱贫穷和不平等为职业志向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德国盲女萨布利亚·坦贝肯自2000年开始，与当地机构一起，先后帮助了96名盲童接受了日常生活技能培训和藏、汉、英三种语言的盲文基础教育；希拉里，一位在云南边远山区给孩子补习英语和募集资金兴建希望小学的英国退休老人；阿鲁道，意大利的语言学博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他的愿望是让全世界所有想学英语但没有条件的贫困学生都能接触到外教。
“这些在华从事公益事业的外国人是一群以30岁至40岁为生力军的群体，现在也有向中老年志愿者扩展的趋势。”长期研究NGO组织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介绍，在志愿者组织中，40岁是一个分界，20岁至40岁为青年志愿者，40岁至69岁为中老年志愿者。
尽管他们年龄不一，但这些志愿者对中国人而言，是现代版的“白求恩”，是一群怀有理想主义和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世界公民”；对志愿者而言，地区与国家不是边界，他们愿意关注本土之外的不平等与贫穷，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倾注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