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我是个穷司令
徐向前：我是个穷司令
作者:徐伯黎
徐向前是出自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共和国元帅。他平常话语不多，生活简朴，穿着“土气”，人称“布衣元帅”。
1949年，徐向前率领解放军解放了太原城。家乡一些亲戚朋友就来找他，希望徐向前帮忙谋个官当。徐向前对这些亲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说服教育他们安心在家务农。但是，还有人不理解，认为没能沾上他的光，说徐向前这个五台人“不近人情”、“六亲不认”。
有一天，徐向前的两个亲姐姐来找他，希望他能在生活上给点帮助，这让徐向前有些犯难。原来，早在抗战初期，他的两个姐姐就都把儿子交给徐向前参加了八路军。之后，两个外甥都牺牲在了战场上。徐向前对姐姐说：“我是个空有虚名的穷司令！我们共产党都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你们来了，只能住几天，我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
生活中的徐向前十分简朴，在他家里，有一只小小的白木箱，由几块木板钉成，没上漆，做工也很粗糙。在战争年代，这是他的随身物品，跟着他“南征北战”，显得异常陈旧，新来的公务人员总想把它当成垃圾处理掉，但几次都被徐向前阻止了。
1950年，徐向前从青岛赴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秘书想，总不能再带着这只破箱子参加会议吧，便对徐向前说：“首长，我想去北京开会前，到街上买只皮箱。我打听过，买只小皮箱，用不了多少钱。”徐向前说：“还是不买吧，我看小木箱挺好的，它跟着我走了那么多地方，去北京为什么不能带上？去年好多地方闹了灾荒，我们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嘛！”
50年代初期，徐向前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去的时候，正值初夏，他们身着薄军服，随身仅带了一套普通料子便衣。到了莫斯科，由于购买武器装备的谈判进展缓慢，代表团在前苏联一住就是四个多月。莫斯科的气温比北京低好几度，刚进入9月，天气就已经很冷了。徐向前和同去的代表团成员把带去的衣服全穿上了，也不能抵御寒冷。
负责管理生活的同志向徐向前请示，计划在莫斯科给大家每人做一套冬衣。徐向前考虑到这要花去许多国家外汇，决定让使馆的同志告诉跑莫斯科的信使，请他把军事代表团成员家里的冬衣捎来。并特别嘱咐那位同志：“我家里有一件大衣，你帮忙取来。”
有同志认为，买一件大衣也不值几个钱，就对徐向前说：“徐总，还是给你在莫斯科买一件吧！”徐向前说：“我家里有大衣嘛，为什么要在这里买？呢料贵，做工也贵。如今，每一块钱的外汇，我们都要付金子呀！我们国家建设正需要钱，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就是将来富裕了，不该花的钱也不能乱花。”他还说了一句名言：“历览前朝兴与亡，成由勤俭败由奢。”
徐向前从来不利用职权为子女提供照顾。他教育子女做人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他曾为子女们写下“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语。
二女儿徐鲁溪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我国的第一代硕士研究生，主持的项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鲁溪一家三口都挤在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后来单位调整住房，才改善了条件。为此，徐向前对她好一顿“审问”，最后了解到确实是单位正常调房，不是特殊照顾，这才安下心来。大女儿徐志明和小女儿徐小涛，直到退休还都是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
徐小岩是徐向前唯一的儿子。徐小岩在北京八一小学读书时，一次放学后，天黑才回到家。徐向前询问儿子为什么，徐小岩说因为肚子饿，用车费买吃的了，只好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徐向前没有责备儿子，但也没有改变规定，依旧是每天只给儿子3毛钱车费。
1990年6月，徐向前因为肺病住院治疗。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李先念郑重地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徐向前去世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家属发了8000多元抚恤金。这是徐向前留下的最后一笔财产了，但徐家一分钱都没动，全部给了徐向前的秘书郭春福，因为郭春福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急需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