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眼泪
沈从文的眼泪
作者:张丰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阶段，很容易流泪。听到收音机中播放二胡曲，他独自坐在藤椅上垂泪，曲子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表侄黄永玉搞到一张碑文拓片，拿给沈从文看，上面是沈从文在1921年写的字，那时他才19岁。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访，沈从文说起自己在“文革”中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中有一位女孩子，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
在他的墓碑的背面，是张充和的撰书：“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以他的天真和敏感，在“文革”中如何生存？事实上，依据周围人的记载，在“文革”中他至少流过三次泪。和晚年的老泪横流相比，这三次流泪更让人震撼，也更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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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被发现流泪是在1968年。这一年的12月，思想宣传队进驻沈从文工作的历史博物馆。全馆人员都集中到馆里睡地铺，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划归牛鬼蛇神的“牛棚”。副馆长陈乔回忆这个时期的生活：“我跟沈从文都住进牛棚里，一个屋子住好几个人。先是审查批斗，每个人挂一个黑牌子，弯腰低头。然后学毛选，参加劳动，搞卫生。他在那种境地中还总想读一点书，考虑他的编著计划。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不读书，生活没乐趣，活得无意义。’……沈先生也在会上表态，情绪不是很正常，有时候哭鼻子。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带了一个注明单位、地址的卡片。”
“文革”中，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刻，沈从文都没有考虑过自杀，因为他早已自杀过了。1949年2月28日，他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划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多亏妻子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发现及时，他被送到了医院。他的自杀来自自己的内心危机，也来自时代的压力。从自身来说，他写不出自己满意的小说了，而他又感觉到，在新的时代自己必将会陷入孤立。
沈从文从精神崩溃中恢复，迎来了新生，和这个国家的“新生”倒是步调一致。但他的感受却并不好，1951年，他感叹：“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很多人都感受到欣欣向荣想大干一番的时候，他却感受到了个人与国家的矛盾。他知道，出路在于“到群里去”，但是他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
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的张兆和鼓励他多写新社会，或者写一些散文，她举的写作榜样是刘白羽；儿子回来，也认为老爸的小说似乎是过时了，为什么不能像赵树理那样写作呢？这时，沈从文的心一定是悲凉的。1968年沈从文的“哭鼻子”，是为自己而哭。
他当然妥协过，写过自我反省、批判的学习材料，但是沈从文坚守了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底线：他没有揭发过什么人，也没有对谁下过黑手。他比普通人要勇敢一些，在巴金处于很不妙的地步时，巴金的妻子萧姗也重病住院，沈从文冒着风险写信去慰问，让巴金感动而且惭愧。
作为一个作家，他早早放弃了写小说的打算，后来他写过一篇《老同志》，想在满足时代需要和保持自我风格之间做一点平衡，但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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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第二次泪水给了爱情。
1969年11月，沈从文即将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张充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他说：“我就要下放啦！现在理东西。”张充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沈二哥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传奇。在上海中国公学，年轻的教员沈从文爱上了学生张兆和，堪与宋氏三姐妹相媲美的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三。张兆和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胡适却语重心长地说，这人很好啊，未来会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当然，这只是漫长故事的开始。每当两人分开，沈从文独自旅行，他总能写出最动人的情书。早期，他在信中使用各种称呼，三三、三姐……而后来，他则一直称她为“小妈妈”。沈从文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给妻子张兆和的：“三姐，我对不起你。”在小十多岁的张兆和面前，他一直是一个孩子。
沈从文“吸溜吸溜哭起来”，那时他肯定想起了在苏州，张兆和终于开始接受他的那些时光。没有张兆和，早期的沈从文不会写出那么多好的小说；没有张兆和，晚期的沈从文肯定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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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哭泣，一把鼻涕一把泪，往往像孩子一样。但是，面对“文革”中最大的伤害，他却只是“红了眼睛”。
1975年2月的一天，沈从文在馆里看到范曾正在画商鞅的历史人物画。范曾所画的商鞅，腰间别着一把亮亮的刀，沈从文当即指出错误：秦时没有这样的刀呀，也不能这样上朝议事。没想到范曾恼羞成怒，指着沈从文的额头说：“你过了时，早没有了发言权。这事我负责。”
范曾当时不过是沈从文的助手。当时在场的另一个助手王亚蓉记得，“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回忆，沈从文走了一小时的路到他们家，气得眼睛红红的，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沈从文对范曾有知遇之恩。1962年，范曾在中央美院画完毕业作品《文姬归汉》，送给郭沫若看获得赏识，但是系主任却“勃然大怒”，给他扣上了一顶“个人主义”的帽子。沈从文对他很欣赏，设法把他弄到历史博物馆来上班，甚至表示自己愿意掏钱给他发工资。但是在“文革”开始后，历史博物馆里贴出批判沈从文的大字报，最给力也是最狠毒的，竟然就是范曾写的，“写了几十张，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范曾的大字报让沈从文格外痛苦，而在“文革”后期又当面指责沈从文“过时”，这次沈从文感受到的却是愤怒，而不是委屈。所以他并没有流下眼泪，而是给范曾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但这仍只是私人通信而已，并没有在工作中向他发难。后来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范曾仍是具名者之一。
不断深化的“文革”，是对人性的不断围捕。沈从文的墓志铭是：“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中国知识分子史中，这样的“后半生”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