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守候
我的父亲常书鸿和他的敦煌情缘
塞纳河边的“邂逅”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在塞纳河边的一次“邂逅”。
那一天，父亲从罗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套由6本小册子装订而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罗浮宫，父亲总是为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书摊主人告诉他，还有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资料，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伯希和1907年前后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纪敦煌的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鼻祖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者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拿早期的西洋艺术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性。
父亲后来曾经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敦煌的召唤
父亲那时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完全可以在法国过一种舒适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祖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返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内大乱，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奉命南迁，他和学校、画界的同仁们决定一起南下。
父亲一路从北平逃难到武汉、长沙、贵阳，直到重庆。父亲在长沙和贵阳都遭遇了日机轰炸，他的全部财产和作品成了灰烬。
1942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1942年冬，父亲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召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守护敦煌
父亲在到达敦煌的当天，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视。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他面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生活虽然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他们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了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强迫自己学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临摹画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时，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1943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啊！”
抗战胜利后，思乡心切的同事们纷纷回了故乡，研究所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工人。父亲觉得，越在这时研究所越不能撤，人一离开，此前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将彻底付之东流。1946年，由于政府经费断绝，父亲返回了重庆。他一边奔走于各个部门为保护敦煌游说，一边再次为敦煌招兵买马。父亲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向国人展示敦煌艺术，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敦煌宝库的工作给予支持。
夜夜敦煌入梦来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因内乱，那些作品寄存在上海的姨妈家。1949年，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父亲却毫不犹豫地立即把画分送到亲戚家，人立即返回了敦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把那些珍贵的临摹品运回研究所。这是因为父亲在此之前接触过共产党，他对共产党并不恐惧。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
1950年，我在敦煌皇庆寺过去喇嘛住的禅房出生，父母为我取名“嘉煌”，但3岁时便被父母先后寄养在北京的外祖父家、上海的姨妈家和杭州的大伯家。因为父亲不在身边，我在学校经常受欺负。一次我很伤心地问老师：“小朋友们都欺负我，是不是因为我是敦煌人？”老师说：“你不能这么想，你父母在敦煌做很伟大的事业！”
1968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研究所离中蒙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于是不断疏散人员，父亲也给内地的朋友写信向他们“托孤”。父亲一边写一边问我：“孩子，看过《冰海沉船》吗？”我说：“看过。”父亲又说：“如果有一天敌军打了过来，我就要像那位船长一样，和敦煌一起毁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意识到，敦煌对于父亲如同生命般重要。
“文革”一开始，“敦煌”这个名词已经成了我们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
即使在那个最冷酷的年代，父亲也曾感受过来自敦煌普通人民的爱。1968年的深秋，父亲被命令看守果园。一天，他正在午睡，朦胧中看见有个人跪在他面前，一个老农民两手捧着两个拳头大的西瓜说：“我从乡里走来，你是敦煌的恩人，虽然现在被打倒，但是我们老百姓忘不了你。”父亲含泪跪着接受了这个老农民在炎热的戈壁步行30里带来的两个西瓜。
后来韩素音访华，向周总理提出要见父亲，父母因此被释放。1979年，父亲重新领导研究所。
1981年，邓小平到敦煌视察，他和父亲同岁，当他得知父亲当时仍处在不利的环境中时说：“我们不缺这个所长，常书鸿是我们国家的国宝，请他到北京去吧。”1982年，根据邓小平的安排，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但父亲的心一直在敦煌。离开了敦煌就等于把他的生命之根拔掉了，他内心十分苦闷，给别人写信都称自己“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就感觉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1994年，90岁的父亲躺在病榻上，我俯身对父亲说：“爸爸，嘉煌去敦煌！”因为气管被切开，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他只是盯着我看，眼泪顺着眼角缓缓流下……
父亲去世的一瞬间，在场的人都哭了。我觉得，在走向天国的父亲面前我不应该痛苦，因为我分明感到我已经接过了父亲传给我的接力棒。只是在以后的12年中，我没有想到，这个接力棒是那么沉重，这条传承之路是那么漫长。9年后，母亲去世前，我对母亲说：嘉煌不会离开敦煌。
父亲去世后，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年，母亲和家人按照父亲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其中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他的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着赵朴初送他的5个字：“敦煌守护神”。这正是他的毕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