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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守候

我的父亲常书鸿和他的敦煌情缘

塞纳河边的“邂逅”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在塞纳河边的一次“邂逅”。

那一天,父亲从罗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套由6本小册子装订而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罗浮宫,父亲总是为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书摊主人告诉他,还有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资料,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伯希和1907年前后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纪敦煌的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鼻祖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者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拿早期的西洋艺术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性。

父亲后来曾经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敦煌的召唤

父亲那时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完全可以在法国过一种舒适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祖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返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内大乱,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奉命南迁,他和学校、画界的同仁们决定一起南下。

父亲一路从北平逃难到武汉、长沙、贵阳,直到重庆。父亲在长沙和贵阳都遭遇了日机轰炸,他的全部财产和作品成了灰烬。

1942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1942年冬,父亲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召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守护敦煌

父亲在到达敦煌的当天,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视。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他面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生活虽然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他们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了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强迫自己学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临摹画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时,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1943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啊!”

抗战胜利后,思乡心切的同事们纷纷回了故乡,研究所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工人。父亲觉得,越在这时研究所越不能撤,人一离开,此前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将彻底付之东流。1946年,由于政府经费断绝,父亲返回了重庆。他一边奔走于各个部门为保护敦煌游说,一边再次为敦煌招兵买马。父亲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向国人展示敦煌艺术,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敦煌宝库的工作给予支持。

夜夜敦煌入梦来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因内乱,那些作品寄存在上海的姨妈家。1949年,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父亲却毫不犹豫地立即把画分送到亲戚家,人立即返回了敦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把那些珍贵的临摹品运回研究所。这是因为父亲在此之前接触过共产党,他对共产党并不恐惧。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

1950年,我在敦煌皇庆寺过去喇嘛住的禅房出生,父母为我取名“嘉煌”,但3岁时便被父母先后寄养在北京的外祖父家、上海的姨妈家和杭州的大伯家。因为父亲不在身边,我在学校经常受欺负。一次我很伤心地问老师:“小朋友们都欺负我,是不是因为我是敦煌人?”老师说:“你不能这么想,你父母在敦煌做很伟大的事业!”

1968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研究所离中蒙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于是不断疏散人员,父亲也给内地的朋友写信向他们“托孤”。父亲一边写一边问我:“孩子,看过《冰海沉船》吗?”我说:“看过。”父亲又说:“如果有一天敌军打了过来,我就要像那位船长一样,和敦煌一起毁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意识到,敦煌对于父亲如同生命般重要。

“文革”一开始,“敦煌”这个名词已经成了我们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

即使在那个最冷酷的年代,父亲也曾感受过来自敦煌普通人民的爱。1968年的深秋,父亲被命令看守果园。一天,他正在午睡,朦胧中看见有个人跪在他面前,一个老农民两手捧着两个拳头大的西瓜说:“我从乡里走来,你是敦煌的恩人,虽然现在被打倒,但是我们老百姓忘不了你。”父亲含泪跪着接受了这个老农民在炎热的戈壁步行30里带来的两个西瓜。

后来韩素音访华,向周总理提出要见父亲,父母因此被释放。1979年,父亲重新领导研究所。

1981年,邓小平到敦煌视察,他和父亲同岁,当他得知父亲当时仍处在不利的环境中时说:“我们不缺这个所长,常书鸿是我们国家的国宝,请他到北京去吧。”1982年,根据邓小平的安排,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但父亲的心一直在敦煌。离开了敦煌就等于把他的生命之根拔掉了,他内心十分苦闷,给别人写信都称自己“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就感觉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1994年,90岁的父亲躺在病榻上,我俯身对父亲说:“爸爸,嘉煌去敦煌!”因为气管被切开,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他只是盯着我看,眼泪顺着眼角缓缓流下……

父亲去世的一瞬间,在场的人都哭了。我觉得,在走向天国的父亲面前我不应该痛苦,因为我分明感到我已经接过了父亲传给我的接力棒。只是在以后的12年中,我没有想到,这个接力棒是那么沉重,这条传承之路是那么漫长。9年后,母亲去世前,我对母亲说:嘉煌不会离开敦煌。

父亲去世后,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年,母亲和家人按照父亲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其中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他的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着赵朴初送他的5个字:“敦煌守护神”。这正是他的毕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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