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严肃的悲观主义者

方方:严肃的悲观主义者

作者:李少威

方方批评的对象,都是她很熟悉的人。以作家的敏感,方方觉察到了真正的现实与小说世界之间高度的融通。由此,她对未来的文坛多了一种担忧。

过去一年,方方收到了一些邮寄食品,附言上说,你好好吃,吃饱了好战斗。区别于网络上那些放两枪就跑的“键盘侠”,方方的“战斗”是严肃的。

但她越是严肃地“战斗”,就越是悲观地思考。

一个1982年就已经成名的作家,一个敏感的社会参与者和观察者,常理而言,对世事本应早已参透。不过,在这一年时间内,两次进入舆论风波,她却感觉自己“重新认识了社会”。

“对手”

方方现在面临着两个“对手”,一个是柳忠秧,一个是“T诗人”。

“对手”只是姑且称之。方方认为,从一开始到现在,对自己而言,两次事件都是职务行为,而不是私人恩怨。

“我对别人想尽办法往上爬的行为其实比较看得开,只是,你不要太过分,对规则要有起码的尊重。”方方说,“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有钱,有钱就更应该好好跟人公平竞争,而不能仗钱走捷径。”

在文坛里“往上爬”,最好的方式就是获奖,尤其是体制内最为认可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

“因为政府认这个,所以这个奖捆绑着太多的体制红利,经济上,有时可能意味着给你一套房,社会地位上,待遇、级别、职称,都跟着来。得了奖什么都有,没得奖水平再高也没用。”

而柳忠秧与“T诗人”,都跟鲁奖有关。

方方通过公共渠道说话的时候,前者是在积极参评,红利在望,后者已是鲁奖得主,红利正在兑现。所以方方认为,两次事件,其实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

“这些事情,我其实懒得管。”方方说,对柳忠秧“为参评鲁奖四处活动”提出公开批评之前,已经知道他通过了。“只是同事说他是全票通过,我一下子就感觉很生气。就你那些烂诗你还全票?所以就发了微博。”

“柳忠秧的事才出几天,我就收到了‘T诗人’的威胁短信。”方方说,发微博批评柳忠秧,虽然没错,但的确有点冒失,而为“T诗人”评职称的问题发长文质疑有关部门,则是完全理智的行为,尽管知道“肯定会惹麻烦”。

后来这一次,方方说话已经很谨慎了。自己在微博上贴出6000余字的长文,接受媒体采访也以邮件采访为主,就是为了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减少一些猜测和想象的空间。

这么做,一个重要目的是让是非更加明确。

是非

“既是是非,总有对错,总要有人承受因错误而带来的惩罚,不是他就是我。在这件事上,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可能含混其词。”说起是非观,方方有些感慨。

在与“T诗人”的风波中,她跟同事们说,你们保持中立就可以了。“我举报的许多情况,其实圈子内的人都清清楚楚,他们在舆论上支持你没问题,因为跟他们没关系,但要他们出来给你作证还是有难度,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

官方态度也在变得越来越含糊,一开始看到材料,都觉得很气愤,表示一定追查,到后来拖拉迁延,寻辞推托,眼看着不了了之。

“我也不是不认识省长、省委书记,只是觉得黑白分明的事情,一切都应该走明规则。而且我也想看看,按照明规则能走到哪一步。目前看来,这条路走起来非常困难。最后还是采取了网络公开的办法,是因为实在走不下去了。”

她说,网络上人们表现出来的态度,说明是与非大家心里还是有本账。

她对麻烦早有思想准备,但有一个情况未曾预料——“公知”们的反应。

“一些著名公知说我这个作协主席为什么不辞职,说我是被体制‘豢养’,似乎自己在体制之外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身在体制内就毫无正义可言。”

在方方亲历的“麻烦”中,有的“公知”一边痛骂体制,一边却在向方方请教如何向体制靠拢。“我之前一直是他们很多观点的支持者,现在我想,我要重新认识这些人。”

“一桶乌龟”

方方在2007年9月22日当选为作协主席,最初上级在群众中海选摸底时,有好几个人选,方方是其中之一。“我过去一直属于‘上面’不喜欢的人。但听说在海选推荐时,票数都集中在我身上,我也大为意外。上级后来征求我的意见,当不当这个主席,我也十分犹豫。还跟家人以及同学们有过商量,我家里的都反对,但同学们都鼓动我出来做。另外也有作家跟我说,你不干,万一来个坏人,大家都不好过。我一想,也是呀,来个坏人,我也不好过呀。”

多年前,要当副主席时,方方选择了“不在职”。在职的话是公务员待遇,但要负责作协内部的行政管理。“我说我不要在职,也不要当公务员,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就行了。”

所以,这两次风波中,许多围观者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有了答案:作协内部的事情,作为主席的方方有时居然不知道,提出的意见也不管用。

“我们单位是党组书记说了算,我连党员都不是。以前有些事情,党组会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不同意,书记一般会搁置。或是大家开会沟通,看看能否一致。现在的书记,风格不一样,他根本不理会你的意见。”

方方说,对待职称、奖项和体制内的位置,自己一向持一种“从不主动追求,给我我也不抗拒”的态度。这跟圈子内大多数人形成了反差,但她似乎运气不错,上世纪90年代就当省作协副主席了,之后又被推上主席的位置。

“就像一桶乌龟,都在拼命往上爬,其中一只趴在那里懒得动,结果反而被注意到,就把这只拿出来。”方方说,“入作家协会、评职称、获各种奖项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我一向懒散,从来没有主动过,连填表都是送上门来的。当政协委员,当作协主席,也是这样,你根本没想要,都是人家来找你。”

“80年代,大家还是认水平的,哪怕你是干部子弟,水平太低也上不去。文学奖项上,很少人会去跑路子,政府对这些事情也不介入。现在获个鲁奖,‘红包’太大了,跑评委又太容易了。”

哲夫是赵树理文学奖评委组组长,他说,做评委确实会有很多人来找你,整个过程非常难。最后评出来,再公平,也总是有人不满意。“尤其是诗歌界,互相不服气,互相看不起,但事实上彼此彼此,全是烂诗。”哲夫说,“回头看看,鲁奖上出的事情,也都集中在诗歌方面。要想没矛盾,最好不评奖。”

方方早已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对社会的看法肯定是消极的。社会坏,不是说社会上的人都坏,而是指导人们怎样在这个社会里活动的规则出了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对社会、文化,甚至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不负责任,只对领导负责任。领导说一句话,所有的规则都立即失去作用,这就会放纵人性中的恶。贪心的人,历朝历代都不缺,规则存在的意义就是控制这种贪心实现的节奏,可惜现在人们已经没多少讲规则的意识。”

对她而言,今年的再一次“发难”,除了她所称的“迫不得已”,也包含对未来的一种担忧。“我们这一代,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如果湖北文坛的领军人物是这样的人,那湖北文学还有希望吗?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就会把坏的方式当成规则本身。”

这就是方方严肃的地方。

哲夫和方方80年代就认识,他说,方方一直严肃地面对社会,严肃地选择朋友。“有时一起吃饭,开玩笑过了头,她会很严肃地指出‘这样不对’。在一切都被娱乐化,任何价值都被随意调侃的时代,这种严肃已经很稀缺。”

底层与宿命

一个奖,可能改变一个写作者的命运,而改变命运,对谁而言都是重要的。

“作协的书记,走马灯地换。所以我们经常笑那些拍马屁的人,刚刚把关系搞好,又换一个新的,前面的马屁全都白拍了,又得从头来过。虽然很可恶,其实也很可怜。有的人到处跑奖,有时我也会想,这么想要,给他算了嘛。”

尤其是,当了解一个人出身贫苦底层,方方会对其“劣迹”也显示出更大限度的容忍。“我经历过,所以我很理解穷人想要改变命运的强大动力。”

因为成长于高知家庭,6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方方都生活在一个相对良好的物质环境中,但也曾经历过底层生活。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父亲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塌,19岁的她就进入了江岸区丹水池一家仓库做装卸工。

“搬钢材,卸货,装车,或者转堆,每天很辛苦。你一说你是搬运工,别人的眼神里马上就会流露出同情,这一段经历后来很有用。年轻时,不怕吃苦,但时间一长也受不了。我那时就说,如果到30岁还是这样,我就自杀。”

1978年方方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从搬运工队伍中一跃而出。这一跃,就是在自我改变命运。

她在作协不坐班,也不管事,但会做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文学项目,比如对农民作家的培训,做公共空间的诗歌,或者请著名的作家到高校来驻校讲学。“在写作班上,很多农民连生活都顾不上,甚至把牛卖掉也要写作,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在精神上的追求,跟富人应该是平等的,写作是为了让自己‘有尊严’。这些话都很让我感动。我们就培训他们,让他们用3年时间来写自己的生活。”

她说自己尊重努力改变命运的行为,但同时认为这些行为应该建立在一种公平的竞争规则之上。“太过了,就不行。”她说,太过分了,就是自己要说话的原因。

为此,一向怕麻烦的她,惹来了一场麻烦的官司。

也许今天人们看到的,才是最真实的那个方方。方方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一种狠劲,在一种气的支撑下,顽强地与命运对抗。这些

人往往在外加的围困之下,越是活出一种强悍。

方方简介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两岁时随父亲迁至武汉,在武汉成长扎根。1982年发表小说处女座《大篷车上》,1987年发表知名小说《风景》,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1990年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2007年当选为主席,任职至今。2014年5月发微博指诗人柳忠秧“为鲁迅文学奖四处活动”,引起文坛轩然大波;2015年4月在微博发出6000余字的长文《我的质疑书》,被舆论认为是她再次向文坛腐败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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