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出走

杨斌出走

作者:张瑞

杨斌今年45岁,18年检察官生涯后,2015年3月16日,她向广州市检察院提出了辞职,4天后,辞职被批准,她承认时间短得出乎意料。

公门里头好修行

新世纪以后,杨斌大概是广东最有名的检察官。她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从中央台到地方台,检察官杨斌都会从容地在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体制内升起的明星,她却并非体制特意塑造的“高大全”,相反,一开始,她是作为体制的异类,被舆论发现的。

听闻她的人都知道,这要追溯到一起10年前的旧案。

一位年轻的母亲周模英,她的丈夫每天外出打工,她则被困在广州的出租屋里,独自照顾3个孩子,大的4岁,最小的只有9个月。无钱生活。而厄运总是袭击弱者,刚刚出生9个月的女儿生病了,年轻的母亲花掉了所有积蓄,可疾病还是反复发作,她在一天深夜,将自己的女儿溺杀在城中村边晦暗的河水里。

作为案件的公诉人,杨斌并未像通常检察官做的那样,以此定罪起诉,宣告她的“罪不可赦”,反而念着自己写的公诉词,她泣不成声,请求法庭能从宽处理。她的同情缘于一个自己永远无法解答的疑问,若是易位而处,身处周模英的绝境,自己能做到哪一步?

“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不久,杨斌的公诉词流出庭外,在“不专业”与“作秀”的质疑中,对制度的拷问和对弱者的同情,迅速击中了这个时代的痛点。5年后,2010年底,被告人周模英提前出狱,登门跪谢,彻底让杨斌成为舆论的宠儿。

一个体制内人物,不是“千人一面”,不是唯唯诺诺,反而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法律之上,还有永恒的人道主义——这份个性,让她的形象凸显了出来。

她的父亲给她说过一句老话,“公门里头好修行”。这话在杨斌的事业中有了第一层解读,“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们的位置和身份意味着我们手里握着或多或少的资源,我们是可以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的。”而体制的冰冷,让她甚至觉得,身处公门,有一种原罪,她该做些什么。

向杨斌求助的人多了起来,她的办公桌上时常堆着上百封的求助信。

公门里头好修行,对杨斌来说,也就有了第二层的体会,“在公门里,做一点点好事,就会被放大,被戴上光环。”

这句话有谦虚的成分,但也不无道理。

2011年,杨斌被正义网选为“中国正义人物”。更重要的,则是体制内的承认。她的独特的公诉风格,曾经被批评为不顾大局,庭上乱说话,现在则成了“做好群众工作”,当时的广东省检察长号召“每一位检察官都应该向她学习”。

这之后,杨斌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光辉的一段历史,她开始频频披红挂绿,《铁肩担当公平正义,柔情演绎执法为民》,这样主旋律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她一年内就开了6场,她还当选了广东省党代会代表,成为政法系统内冉冉升起的新星。

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

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这是一段意气风发的时期,后来,回顾自己接下来的举动,杨斌说,她只是没有想到后果那么严重,“以前所有的典型都是体制打造的,不依靠体制,一个体制内的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影响力来自于微博。2011年她写下的第一条微博,她就宣告了自己的到场,“我是杨斌,和你分享真正的生命故事。”

其时正是微博问政风起云涌之时。作为体制中人,最吸引眼球的当然是她对体制的批评。

微博开了一个月后,杨斌被通知参加微博学习班;3个月后,领导找她谈话,她不得不取消了实名认证;半年后,她恍然感慨,“因为这个微博,第N次被谈话”。

政治部的同事约谈她,和她商量,现在正在帮你申请荣誉,是不是就把微博停了?——2011年,广州市检察院正在给杨斌申请全国模范检察官,申报材料已经寄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检察系统的最高荣誉。可她不愿收手。

后来,政治部的同事告诉她,最高检没有批准他们的申请。

这是蜜月期的结束,之后,体制停止了对她的宣传。

她被调离了第一线的公诉岗位,不再办案。辗转腾挪的,是在职务犯罪预防处给企业开讲座,借调政法委搞平安广州,然后作为年纪最大的工作人员,和年轻人一起在窗口办公,做档案查询。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一是清闲,二是边缘。她也曾申请调回公诉人岗位,重新办案,但申请却如石落深潭,杳无音讯,没人告诉她为什么。

“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但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杨斌说,自己是个好人。

生存之道

对于杨斌的辞职,区伯形容是愤而辞职,在微博上为她打抱不平:这是体制的“逆淘汰”,是正义的一大损失,反映出的是体制的阴暗和腐败,社会的悲哀。

但这次,杨斌并不同意他的声援,“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的解读。”她想强调,离开,主要是看到了体制外的广阔空间,她并不是带着愤怒走的。

辞职后,杨斌加入了朋友朱永平的律师事务所,决定当一名律师。

两年前,杨斌创办了天祥关爱基金,为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提供人道救助。这些都需要资金运转。

对于区伯希望她留下的意见,她说自己并非没有犹豫,毕竟,敢言的律师多了去了,但敢言的检察官却没几个。

朱永平倒是对此不以为然,他反而觉得,没有了体制的身份,说话更自由,不会被过度解读。而且,他也不认为,在微博上自说自话,就是一个好的表达方式。他更相信传统的传播渠道,报纸专栏、电视节目、电台广播……他已经想好了,以后要拉着杨斌去这些地方,那里才有她的表达空间。虽然,言论会受到审核,但通道起码更稳定。

事实似乎证实了他的判断,自2013年整顿网络舆论环境之后,杨斌说,微博就慢慢衰落了。她不再每年发出成百上千条微博,有一个月,她只发了5条。

“那我就放弃了呀。”她说。

这样的妥协,也是一种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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