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心中要有真诚的土地

文怀沙:心中要有真诚的土地

作者:高慎盈黄玮吕林

“我是一粒小小的沙子。沙滩离开了沙子,就不复有沙滩;而沙子组成的沙滩足以怀抱海洋啊!”沙是细微的,先生却名怀沙。他以专治楚辞名世,创立宝学、东方美声学,并对经史百家、金石书画,甚至医学、佛学、红学、音乐、戏剧也广涉精审。2008年3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授予他杰出文化贡献奖。

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学

1910年,文怀沙出生在北京的一户平民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母亲在别人家做工挣得一些微薄的薪水。

儿时的家境并不宽裕,他说:“我9岁就失眠,小小年纪不跟别的小朋友玩。我妈妈是一个老病号,每天都熬药吃。我回忆到童年就像进入一个很阴森的梦。”

“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学”,这句少年文怀沙笃信的古话,驱走了阴冷的梦,带他去追寻真诚。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着迷于一些艰深的、连大人都很少看的书。十一二岁时,已能有模有样地背诵《离骚》。儿时莫名的喜爱,悄然引领他走上了学术之路。

从踏上社会的那一天起,文怀沙就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文学青年。一天,正在上海寻求生存机会的他,无意中听说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开办了一所国学讲习会。当天,他就乘火车从上海赶到苏州,进入章太炎先生门下学习,与鲁迅是同门师兄弟。

虽没有受过正式的学堂教育,但文怀沙早慧,他自18岁起就在国立女师学院、上海剧专执教。解放后,还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

1953年,文怀沙迎来了自己学术上的里程碑。他与郭沫若等人受命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将屈原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时年43岁的文怀沙,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就写出了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轻松读懂的《屈原集》。随后,《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招魂今绎》相继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奠定了文怀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之誉从此流传。

他认为中华文化有两个系统,一个叫“风”,一个叫“骚”。“风”是中华民族的共性,以孔子为代表。“骚”是中华民族的个性,以屈原为代表。“风”教人向群体学习,教人如何生存;“骚”的精神则是向未来学习,教人把生存的理由看得很重,教人不能苟且偷生。

哪怕只有一次日出,我也要想明天

文怀沙性情耿直,命运多舛。他喜欢裴多菲的名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说:“我要再加两句,若为责任故,自由都不要!”

1938年,28岁的文怀沙在重庆作了一首《听雨》寄给了创办南社的柳亚子先生。诗云:“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看后大加赞赏:“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并戏称“君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

1944年夏,文怀沙在重庆任教,因与许多进步人士呼吁废除党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在《新华日报》头版的《对时局宣言》上签了字,所以被学校解聘而失业。失业后,他住进好友焦菊隐临时租住的小屋里。两人挤一张小木板床,分吃只够一人充饥的一日三餐。也是在那段时期,爱国激情高涨的文怀沙在《新华日报》发表诗作:“残山星月黯,剩水漏更长。隔岸繁灯火,光辉不渡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很多师友为他的安危担忧。

1958年,毛主席到十三陵水库视察。当时,有人把才华横溢的文怀沙带上会议主席台。文怀沙童心未泯,觉得毛主席高大、亲切,竟不自觉地凑到他身边挺直了胸想和毛主席比比个儿,“可无论我怎么挺,还是比主席矮。”文怀沙的这一稚气举动当时没人在意,“倒是后来我在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旁边写下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句子,给自己留下了‘罪证’,招致厄运……”

“文革”中,文怀沙因“恶毒攻击旗手”两度被捕入狱,十年失去自由。身陷囹圄的文怀沙依然秉性耿直,直言不讳。一天,在学习报纸上发表的“最高指示”时,他发现其中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的“醒”字错了,应该是“省”。监室是20多人的大号,他对着那些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听得懂的、听不懂的犯人们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不可能不出错。“深”就是沉,可以沉睡,怎么可以沉醒?所以这个“深醒”是错别字,应该是“深省”。

在狱中,文怀沙患了肝病,经监狱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那个时候肚子大了,有腹水,做肝穿刺。诊断我为肝癌,医生说活不久了。于是有人幸灾乐祸地说,文怀沙你别太狂了,活不久了。你晓得不晓得,你是晚期的肝癌!听了这番话,我一开始觉得疼得不得了,然后就突然笑起来了,人家以为我神经错乱了,其实是我理解了人生的痛苦。”文怀沙回忆说,“我这个人怕死,还怕疼,人一旦失去生命,痛苦也失去了。所以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高兴,为什么高兴?我还活着!”

于是,他高兴地躺在床上背诵诗书,闭上眼睛把书中内容构思成一幅幅活动画面,配上画外音。旁人都以为他在无奈地等死,他却欣喜地发现自己是个天才编剧家,兴之所至把唐朝故事串连到宋朝,忙着创作独自闭目欣赏的“电影”,觉得妙不可言。身体能动弹后,他每天勤奋地扫院子、扫厕所,边扫边背诵《离骚》,沉醉在忘我意境中,直到大汗如洗。这样过了两三月,肝腹水消失了,病症好转。医生对文怀沙死里逃生颇感莫名,文怀沙笑道:“医者,意也。我用的是心疗法,外面急风暴雨,我心里一片祥和。”

在他看来,幸福是对痛苦的认识。他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一直有一种自卑感和屈辱感。直到1949年我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这种自卑和屈辱感才随着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自己的腰板直了。”直至今日,文怀沙每年仍然会到纪念堂去悼念毛主席。

经历了太多坎坷,文怀沙对于人生的感悟也堪称经典。他说:“祸福相倚,能够欣赏痛苦,人生道路上必然会坦然面对一切。”“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叫生离,一个叫死别,这些年来,生离死别这种经验太多了,但是我还没有失去敏感。哪怕只有一次日出,我也要想明天。”“不要让你的心灵成为垃圾桶,而要成为一个装满清水、插了鲜花的花瓶。”“人生就像一场盛大的宴会,每个人都是受邀的客人。我们走的时候,也应该像参加完宴会回家一样,吃饱了就舒舒服服地回去。”他甚至留下了这样的遗嘱:“死后把我的骨灰顺着抽水马桶冲下去。”

最厚的书与最短的文章

晚年文怀沙最得意的是做了两件大事:编最大的书和写最短的文。

50多年前,北大教授周祖谟把文怀沙写的一篇短文,拿给岳丈余嘉锡先生看,余先生非常喜欢。当时,余先生中风后不久,身体非常不好,却执意要来看文怀沙。他对文怀沙说:“我在写一本书,是关于《四库全书》问题的。我做不完这个工作了,但将来一定要有一本这样的书,是贯穿学识与知识的。见识加学识,叫知识。虽然你还不到40岁,但是,我从你的这篇文章里看到你充满知识的闪光,‘知’之高明者曰‘智’。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

余先生的一席话,引发了文怀沙对《四库全书》的兴趣。他发现《四库全书》对于典籍文献多有篡改,遂发下宏愿:编成一套《四部文明》,“为中国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

编辑初期,因为该书不在国家出版计划之列,没有经费,文怀沙和7位老学者带着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白手起家,开始了古籍收集、整理工作。他笑称刚开始编书时很寒酸:“乾隆皇帝发工资,请了200多人编《四库全书》,我们只有8个‘老弱病残’。”

苦心孤诣,历时十余年,《四部文明》终于问世。“前前后后全部加起来是600卷,45000万字。这是我50多年的心血。”文怀沙说,“要在速成的时代里,转向对艰辛的思考与品位的召唤,并不容易。这部书努力的方向是将已然浮躁的社会心理,引向历史的思辨,并借机勾画一份有益的中华文化地图。”

文怀沙最短的得意之作则是他晚年自创的哲学—《文子三十三字箴言》。正文仅三个字,就是“正清和”;注解共三十字,即:“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

他说,“正清和”这三气正是中国人的精气神;而今天的国人,不管为人为学,内心都要有一片真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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