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师柯卫：再精英的建筑也得接地气
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师柯卫：再精英的建筑也得接地气
作者:徐雯
时间推迟了两个月后，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师柯卫才有空坐下来接受采访。“要是今天不采访，过几天可能又要雾霾了。”一见面，他边说边脱下深灰色大衣和棕色围巾。
更多的时候，柯卫喜欢穿牛仔裤和休闲西服，背着黑色旅行包。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院长李振宇眼里，柯卫属于“有才、有型、有趣”的设计师，但外人很难从着装上，察觉他是知名建筑设计师。他的名字也确实并不为公众所熟知。但在艺术圈和建筑圈，柯卫早已声名远播。2015年10月31日，米兰世博会闭幕期间，柯卫凭借北京朝阳公园的QWorld幼儿园项目获得了世界绿色设计组织（WGDO）颁发的2015绿色空间设计国际大奖。
从米兰归来当晚，柯卫回家放下行李就匆匆赶到北京宋庄艺术区。他的10来个艺术家朋友已经在那里摆好酒局为他庆祝。
“宋庄每天都有酒局。”工作室在宋庄的摇滚音乐人秋野说。他喜欢和柯卫喝酒，因为两人都很爽快。只是当晚，柯卫还需要倒时差，没来得及喝上几杯，就躺在房间里的沙发上睡着了。
知名行为艺术家肖鲁参加了当天的聚会。他们都为柯卫骄傲，捧他，逗他，但柯卫自己反倒一点都不在乎。“他真是个宠辱不惊的人。”肖鲁对《博客天下》感叹。
入行多年，有过很多出色的作品—参与设计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美国新闻博物馆、纽约自然博物馆、林肯表演中心等众多文化项目，柯卫依然拒绝被冠以“大师”的称号。在他眼里，说某个建筑是个人行为的大师创作，只是一种商业包装。
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师柯卫：再精英的建筑也得接地气
“和别人说买一个Gucci、Chanel包包没有什么区别。”柯卫说，“什么是品牌？品牌就是你没有审美观，不知道什么是好，我告诉你什么是好。如果你知道什么东西合身，你就不需要品牌了，建筑也是一样的。”
对他而言，做建筑设计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戏称：“如果出差和走路看工地算运动的话，我每天都在运动。”
如今，几个项目在中国各地同时进行，将柯卫的时间切割得非常细碎，连圣诞节都没有好好过。
采访当天的中午，和甲方的会议刚刚结束，他就匆匆来到工作室旁的咖啡馆。
“留白”的教育与独立的能力
柯卫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80年代初跟随父母移民美国，在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度过青少年时光，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建设设计，毕业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理工大学、同济大学、首尔大学等知名学府。
位于北京朝阳公园内的QWorld幼儿园是目前柯卫最喜欢的项目。他在朋友圈说：“不是北京最贵的，也是北京最绿色的幼儿园。”在米兰领奖时，他这样感谢评委：“这个大奖，这个幼儿园，不是一个商业项目，是为了孩子们创造的。为了他们的成长和快乐创作的。”
“尊重使用者。”柯卫认为现在很多幼儿园的设计“不太尊重孩子”，“一是没有在材料上、技术上给孩子最好的环境，二是把孩子当成傻子”。
在传统认知中，幼儿园的空间总是由很多的卡通形象组成，孩子应该高高兴兴地留在一个由大蘑菇或是大鲸鱼做成的房间里。而柯卫觉得，孩子需要一个留白的空间，这个空间在给予他们安全感的同时，也能让孩子有智力发挥和玩的地方。
“每个孩子本身都是有灵性的，都是有尊严的人。”柯卫回忆，当拿到QWorld幼儿园空间的改造项目后，他没有想把它做成一个充满着动画形象的、流俗的幼儿园，而是将很多的空间打通，让孩子能够在里面自由穿梭，同时为了符合孩子的视觉感受，还特地做了一些只有1.5米高的小空间。为了供年纪较大的孩子课外活动和学习，他还设计了一个很大的成长中心。
“有一首诗写得很好：‘孩子不属于我，孩子属于世界本身，父母只是看守者、陪伴者。他们的明天我们不能祈祷，不要让他们变得更像你，但如果你愿意，可以让你变得更像他们。’”柯卫说。
从小，柯卫接受的就是这种“留白”教育。父母人到中年之后才移民到美国西海岸，他们平日忙于应付自己的生活，反而给了柯卫自由、独立的空间。十三四岁时，柯卫直接从小学跳读到了高中，像当时所有美国高中生一样，开始想办法自食其力。
这个时候极具偶然性的遭遇，后来决定了柯卫的职业和人生轨迹。
原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作家或者医生的柯卫，到了旧金山最有名的建筑学书店打工。
那几乎是全美最好的建筑学书店，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书店里经常聚集着理查德·迈耶、马里奥·博塔、斯蒂文·霍尔、安藤忠雄等现当代建筑大师，他们经常从外地飞到旧金山，去书店找一些绝版的、偏门的建筑书籍。
北京当代MOMA的设计者、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终身教授斯蒂文·霍尔当时接不到项目，过得非常窘迫，想出版建筑类的书籍，只好拿着A4纸自己扫描、打印，用订书机订好，托书店老板代卖。
距离这家书店一个街区就是“垮掉的一代”大本营、著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位于旧金山北海滩的著名书店，由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开设，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曾经以此为“家”。
时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反叛文化”依然盛行。不同的思想和文化都在柯卫的日常生活里交织、共存，激起了年轻人对大千世界强烈的好奇心。他一边在书店打工，一边将全部的工钱用来买书。
“建筑是非常好的了解世界的工具，它其实是在金融和商业的面具之下了解世界的，既是设计工具，也是尺度。人力、物力、时间、具体的材料，和世界发生着真实的关系。”十几岁的柯卫开始构建起对建筑的认知，并认识到“建筑师不是一个可以快速成名、成功的社会角色，它需要沉淀、磨练，才可以从一无所有到有自我的延续”。
上世纪90年代初，柯卫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校园里学术活跃、氛围宽松，不同派别打得不可开交。那时候，他不喜欢读书，1993年大学毕业时，柯卫将教材、模型放在校门口，一把火全烧了。“那代人处于反主流的尾声，大家是非常有激情的。”柯卫说。
工作几年后，他却想重返校门，萌生了教书的想法。著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张永和建议柯卫再读一个学位。
柯卫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这所世界知名学府，他遇到了后来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导师KennethFrampton。Kenneth虽然已是在世界上备受尊敬的建筑学理论家，但从来都让学生叫他“Ken”。
“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种教育理念也深入到柯卫的内心。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同济大学教课时，他喜欢的状态是和学生相互启发，而不是让学生按照老师的风格去做设计。
“如果10个学生做出的作品都和我一样，那帮我来打工就好了，为什么要做我学生呢？”他告诉学生们，不要盲目地为那些商标、标记去买单。
2015年12月，在广州美术学院的讲座上，柯卫再次强调了这一教育理念：“美国的学校培养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自我学习的体系中，学校给你的专业培训其实很少，取而代之的是它会教你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的能力比学到什么更重要。”
纠结与平衡
这些能力的养成，让柯卫受益匪浅，并在很年轻时就挑起了大梁。
柯卫的建筑之路始于美国。当时，他所在的事务所几乎承包了美国东海岸一半以上的文化项目。做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时，他和日本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矶崎新在一个房间里面对面坐了四天，不停地画图、靠翻译帮忙，商量方案。
29岁时，柯卫成为美国新闻博物馆的总设计师。博物馆立于白宫和国会之间，对面是另一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艺术馆。自2008年对外开放以来，美国新闻博物馆已经成为世界上互动性最强、最具吸引力的博物馆之一。
即便在新闻博物馆正式施工时，柯卫已经离开事务所，实际上只承担了“概念设计”的角色，他当时的老板依然在退休后的回忆录里不无骄傲地写道：“这个建筑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亚裔设计师做的。”
为了遵循新闻透明的原则，柯卫将墙面做成了大玻璃窗，呈现出媒体作为“世界窗口”的意义。他又按照媒介发展的层次做了内展布局，模仿报纸版面设计分成了不同的部分。
他原来设想观众可以穿梭在很多悬浮的大屏幕间，但后来因为资金问题，设计无法完全实现。“建筑师总觉得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是完美的，但实施时总有遗憾。”
年轻但又不乏实践经验的柯卫认识到，建筑是一种社会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所以需要做平衡。
或许正是看中了他的这种平衡能力，2007年，柯卫成为韩国最大的歌剧院“仁川歌剧院”的总建筑师。
正是在做仁川歌剧院的项目期间，作家胡赳赳与柯卫相识。歌剧院项目体量巨大，需要和韩国当地政府进行大量的沟通。胡赳赳留意到，当时柯卫非常纠结。“他有个外号叫‘主动黄’，就是如果甲方不同意我的方案，我就不干了。”胡赳赳告诉《博客天下》。
作为建筑设计圈内人的李振宇经常感受到柯卫在处理事情时“既能有原则，又注重沟通和交流”。
和柯卫认识十多年的肖鲁，看到的则是年轻人的另一面。“柯卫是一个性情之人，但关键时刻能收得住。”她说。他俩经常讨论建筑和艺术的话题。
2013年，肖鲁自己做甲方，在顺义区盖了一个房子。柯卫看了之后特别吃惊，觉得“做得太舒服了”。肖鲁受到鼓励，就想拿一些项目和柯卫合作，但被柯卫泼冷水：“你做艺术挺好的，别真来做建筑。”
“真正做一个建筑师还是挺纠结的，你会知道很多时候做建筑是和社会因素融合在一块的，没有那么顺利，挺累的。”他当时这样跟肖鲁解释。
“现在已经不是建筑师最好的时代了。”胡赳赳说。随着中国一二线城市化的基本完成，城市化旧项目的改造反倒成了现在建筑师的新机会。
而经柯卫设计后改造的作品，被他的艺术家朋友们评价为：“化腐朽为神奇。”
2008年，胡赳赳给柯卫介绍了方家胡同46号的改造项目。这里曾经是北京工业史上最重要的机床基地，但又因靠近雍和宫、钟鼓楼、孔庙，四周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氛围。
“改造本就是一个时间和地点的延续。不是毁灭一些老的东西，而是找到它们的意义，然后往下走一步。”柯卫将方家胡同46号改造成了一个融合剧场、文化沙龙、表演艺术团体、现代艺术中心的公共空间。柯卫结婚的时候，还在里面的小剧场排演了一出别出心裁的话剧。
但最令他开心的并不是把一个旧厂区改建成了一个具有格调的地方，而是周边的老百姓依然能够自如地在附近散步、到艺术区里休息。有时候场馆里开新闻发布会，老百姓也可以借着机会吃点东西，大家都不会觉得尴尬。
“当你在做精英的艺术时，你还是在民间的，是落地的、接地气的。这是我觉得最成功的地方。”柯卫说。他喜欢钟楼、鼓楼，以前每次来北京他都会去看一看这些老建筑，经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他眼里，真正的公共艺术所在地，不会割分人群，而会因为它的艺术性、包容性、公开性、多元化，把不同的人、甚至互相看不上的人带到一起，而且所有人都能继续舒服地做自己。“你可以吃你的大葱，我可以喝我的星巴克，你可以弹你的吉他，我可以带着穿开裆裤的小孩逛街，没有人觉得你不应该在这儿或者我不应该在这儿。”柯卫告诉《博客天下》，“我觉得，这才是公共空间的真正魅力。”
在改造方家胡同46号的同时，他也接手了中华世纪坛艺术中心的改造。在柯卫的设计下，这个政治性非常强的项目，改造完之后变成了一个大众文化推广的平台。这两个改造项目，也是柯卫自己至今比较满意的作品，因为它们的“生命都非常健康”。
“建筑师的满意度不只是一个项目建完了有多好。”在回答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的问题时，柯卫告诉他们，一个项目的完成“只是相当于一个孩子的出生，这个项目往后走的五年、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里它的生命会怎样，才是建筑师应该考虑的问题。”
世界公民的本土情怀
2010年，柯卫同合伙人在北京开设建筑工作室，将事业转移到了亚洲。
出生于上海、成长于美国西海岸，辗转于多个国家，现在又暂居北京，柯卫深知，全世界都不一定有人能在灵魂上沟通。
20多岁刚刚入行时，柯卫经常长途旅行，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穿梭在东西方之间。他觉得世界很小，飞机都能到，英语能解决任何事情。但年岁渐长，他发现，虽然飞机从地球这一头飞到另一头只需要十几个小时，但身边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别以为有了飞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会很小，其实还是很大的。你的同学、朋友、父母、住在同一个房子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可能是黑和白、天与地之间的区别。”柯卫说。
2001年9月11日当天，柯卫就在距离世贸大楼1600米的纽约9街上，街上民众在大叫，世界上最恢弘的城市身处在浓烟之中。柯卫爬上四楼的屋顶，亲眼看着两座大楼先后倒塌。他去做志愿者，看能不能帮忙做翻译或者帮忙联系家属，可是等了72个小时，没有幸存者。
“一下子看着3000多个人在眼前消失，都会有创痛感。”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柯卫焦虑地在MSN上和友人说想去四川灾区支援建筑重建工作。
“他没有狭隘的民族性，什么都能够包容，能够罕见地将东西方文化、上海北京文化都集于一身。”胡赳赳这么形容在多元文化中成长的柯卫，“有一种波西米亚风格。”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相谈甚欢，晚上柯卫直接就睡在了胡赳赳的书房。“他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世界公民的眼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品质。”胡赳赳说。
柯卫经常说自己的英文比中文好，但在相识10多年的朋友李振宇眼里，“柯卫的中文也很不错，中和西大体能够融合在一起，比较好地能做到平衡”。
在柯卫的设计理念中，既要尊重项目所在地，又要让公共建筑具有平民性，因为他觉得生命和生活远远要比建筑重要得多。
做仁川歌剧院的项目时，柯卫在海边散步。他忽然觉得，仁川从一个小港口一下子变成满是摩天大楼的国际都市，一定还需要有很多地理记忆和历史记忆的诉说。“在这里的望夫石上，妻子们会看着捕鱼的丈夫慢慢离开、又慢慢归来。”柯卫回忆，眼前的所见所想成了灵感源泉。最终，他将主体建筑设计成了三块既相互独立又有所连接的石头造型。
但他不希望将歌剧院塑造成高不可攀的场所。他在中间的大片空地上打造了一个大型广场，在仁川海边的人工岛上布置步行道，将歌剧院内的小书店和咖啡店从常规的底楼改到顶楼，即使不听歌剧的人，也能够穿越歌剧厅到顶楼享用海景和空间。
“建筑永远是生活的衬托和好的容器，当它把生活提高到艺术状态的时候，它就应该退去。”柯卫说。
他曾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建筑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对厨师最好的赞赏是两个客人之间愉快的交谈，也就是说当菜做得最好的时候，大家想的不是菜，而是菜已经让你所有的感官都得到高度的满足，于心所悦，两人开始高兴的交谈，这是菜的最高境界。建筑也是一样，当你坐下听音乐，过段时间要忘记音乐厅的存在。
柯卫的这些设计和思考，被他的朋友们形容为“有情怀”。
如今的“世界公民”柯卫回到了北京生活，他经常跑到朋友在宋庄的工作室里待着，大多数时间和他们谈论哲学和艺术。
“柯卫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表现得特别直接，和大家拥抱的时候会特别用力。”秋野说。
“北京的文化是很让人着迷的。北京有一种能量，让人很激动，很舒适。”柯卫说，自己热爱北京，热爱身边的这群朋友。
2015年12月27日，柯卫在朋友圈转发了作家冯唐写的《浩浩荡荡的北京》，并说：“这就是五年前我从纽约来到祖国，只能来北京的原因，一个又爱又恨、难舍难离的城市。”艺术家冰逸经常推荐冯唐的诗文给柯卫看，让他提高中文水平。
即便会调侃“北京一雾霾，什么都融到城市里面了”，柯卫依然热爱这座城市。
他喜欢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女主角米兰的家在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大院里。决定回国发展之后，柯卫没有看别的院子，直接把工作室搬到了这个充满古典气息的建筑群里。
他喜欢汉字的结构和书法的气韵，还特地问肖鲁：“你建筑做得好，是不是和你的书法功底有关？”
“在纽约的时候，骂纽约最厉害的是纽约人，但你让他离开试试，没有一个愿意的。”柯卫热爱城市生活，认为大城市都是在努力克服自己的通病。他说以前有个物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公式计算：把城市所有的资源集合在一起，发现1+1不等于2，等于10，等于100。“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给人的互相合作、互相影响、互相激发、互相激射的能力，绝对不是加法能够加起来的。”在柯卫身上，李振宇等朋友经常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热心”。
庆功那晚，当柯卫倒在沙发上鼾声大作时，他的艺术家朋友们继续欢聚，谈论着艺术圈里的事件，发表着各自不同的观点。然后，推醒柯卫一起去看一位画家朋友新近完成的独特的室内设计。
“不同的观点、个人的看法在这个城市里更有机会得到重视，这是一个城市很重要的东西。”柯卫说。在他眼中，这一点，北京在中国的城市里和纽约很像，都能为非主流文化成长为主流文化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