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
我想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
作者:徐蓓
34岁那年，钱友忠因突发隐球菌脑膜炎而永远失去了光明。他一度萎靡不振，甚至想要告别这个世界。
如今，46岁的钱友忠是一名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作为二级心理咨询师，他的工作是把那些想要踏入死亡之地的人，从生死边缘拉回到正常生活。
想要自杀的人，仿佛行走在黑暗中，苦苦寻觅一束带他们走出黑暗的光。钱友忠说：“我非常理解那种感受，我就想成为那束光。”
有活着的理由，还应有活着的价值
从钱友忠位于虹口区的家到浦东新区他的工作地点，有9公里。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9公里的路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位盲人来说，这是一件大费周折的事。每一次去热线工作，钱友忠都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出门，或者让自己上高中的儿子陪同，或者请别人帮忙相送。
“希望24小时热线”是上海首条24小时开通的自杀干预公益热线，热线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
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接线室内，摆着简单的桌椅，两部电话。钱友忠被搀扶着坐在其中一部电话前。
他取出MP3，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安静地坐在电话机前，等着铃声响起。
说起他和这条自杀干预热线的相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2001年，34岁的钱友忠是上海铁路局的一名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刚刚4岁，上幼儿园小班。
就在那一年的6月，厄运无声无息地降临。一天，他突然感到头疼，发起了低烧。起初他以为是感冒，就胡乱吃了些止疼片，没想到两个星期后，病情迅速发展到严重呕吐。他住进了医院，被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医生说，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
因为多次昏迷，他被施行了颅内引流手术；但结果是，他保住了生命，却永远失去了光明。
回忆起人生最低潮的那段时间，钱友忠说：“我最难受的时候是第二次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时。第一次做完手术后，我还能看见我太太手里拿着的一本书的封面；可第二次做完手术，我什么都看不见了。2002年的大年三十，我出院回到了家。一进家门，我就和太太抱头痛哭了一场，连年夜饭也吃不下去。”
那时，他无数次地想到过死，想到以自杀来逃避痛苦，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还有活着的理由——他有爱他的太太，还有可爱的儿子。
除了这些，钱友忠觉得自己还应该有活着的价值。于是，他开始走出家门，教盲人学电脑、学英语。2005年，他参加了首届全国盲人心理咨询师远程培训，并于次年顺利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考试。
他当上了网络心理咨询师，义务在网上为来信求助的人释疑解惑，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在心理咨询业务方面存在很多不足。这促使他下决心参加了首届盲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远程培训。
他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后，正好听说“希望24小时热线”招聘接线员，而他也符合条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他成了热线唯一一位盲人接线员。
不能说责备的话，劝善的话也不能说
有一段时间，钱友忠的工作时间被安排在晚上10点至次日上午8点。
对于想要自杀的人来说，这是最危险的一个时段。
万籁俱寂的夜晚，大多数人正在酣睡，却有那么一些人，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煎熬。在经过一番心理冲突后，他们决定轻生。而其中的一些人，在计划实施前或实施中，会想起打这个自杀干预热线。
“一晚上少的时候会接到三四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接十几个，接完电话有时候人真是筋疲力尽。”钱友忠说，“因为这和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同，它毕竟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
比如，对要自杀的人不能说“责备式”的话。因为想自杀的人通常心理很脆弱，自尊心很强，敏感、自卑，经受不住进一步的责备。质疑、为难、低估的话也很容易让自杀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再比如，“劝善式”的话也不能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等你去做，你还有机会，你还年轻。”这样的话不能说。“因为有自杀念头的人，已经经历了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人际关系几乎都切断了。他们和社会是对立的，在他们心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地球、宇宙。他们认为‘我’的存在对世界是无足轻重的，既然‘我’活得那么痛苦，就走吧。他们的心态非常特殊。”钱友忠解释说。
在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中，钱友忠学会了一种叫“同步同理”的自杀干预技巧。即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只有同步理解他，他的气才会消掉；一个人悲伤的时候，跟他一起悲伤，他的悲伤才会消失。接线员要做“他证”，而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放进去“互证”。跟对方谈自己的人生经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钱友忠最佩服的人是林昆辉。作为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他不但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这条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还亲自为每一位志愿者授课，进行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他的很多理念在钱友忠听来是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在经过林昆辉“魔鬼式”的培训和严格的考试后，钱友忠从一名普通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变成一名合格的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
只要帮对方细细地想，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就好
作为一名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什么是最难的“技术点”？
钱友忠说，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对拨打电话的求助者进行危机干预等级分析，判断其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想自杀，然后采用相应的专业手法，降低其危机等级。
生命危机等级一共分为七级。第一、二危机等级属于轻度想自杀，第三、四危机等级属于中度，第五、六级是严重的自杀企图者，第七级则是已进入自杀程序的急迫危机。
一次，钱友忠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对方向他叙述了自己最近辞职的经过：“我好烦啊，活得好没意思！为什么同事们这么对我？人际关系好难处啊！”钱友忠判断，这种因为一件具体的事情而引发的人际困扰，属于第二危机等级，这种轻度危机还不会威胁到生命。如果求助者并没有倾诉有针对性的具体事件，而是一味地说“上班没劲，心情不好，见谁都很烦，活着没意思”，那就是属于比较高的危机等级了，需要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
钱友忠接到过的最紧急的一次求助，危机等级达到了最高的第七级。
电话那一头，一个声音告诉他：“我已经站在了楼顶上，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告别这个世界！”钱友忠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话筒里传来呼呼的风声。他告诉自己要镇定，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道：“你能坐下来和我谈谈吗？”对方同意了，坐下来和他开始聊天。
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对方放弃了跳楼。
当记者问道：“打完这样的电话，你一定很有成就感吧？”没想到钱友忠一口否定。他说：“不是你把人家的性命救回来了，就说明你的功劳大，说明你的功力深；处于第一、二危机等级的求助对象经由你的开导，不再发展到更严重的状况，才能显示你真正的咨询功力。”
钱友忠分析说，一般而言，那些非常绝望、决意要自杀的人是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的；但凡那些在高楼上徘徊、等待的人，内心并不想跳下去。这些企图自杀的人，就像行走在黑暗中，其实他们在寻找一束光，带他们走出黑暗。钱友忠说：“我非常理解那种感受，我就想成为那束光。只要帮他们细细地想，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就好。只要有一个理由听得进去，他们就会放弃自杀。”
帮人就是帮己，他终于治愈了自己
与想象中不同，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并非“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
电话机前，当钱友忠在认真接听来电时，坐在他身边的赵小姐也在分机那头默默地聆听、记录。
这是林昆辉从台湾引进的“同工督导”制。在钱友忠接线的同时，他所有的咨询过程都将被录音，而作为督导的赵小姐将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接线员的表现进行分析，进而互相探讨。倘若接到了有严重自杀倾向的个案，林昆辉将亲自为负责咨询的接线员做心理疏导，排除其负面情绪，保证接线员的“正能量”。
因为这是一条公益热线，所以办公室里所有的家具、办公用品甚至饮用水，都是由志愿者捐赠的。每隔一段时间，热线的志愿者们还会自发召开“个案分析会”，大家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投入工作。
钱友忠说：“在这里我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还交了不少朋友，这儿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他的病退工资只有每月2000元左右，可他仍然愿意自掏交通费前来参加无偿公益咨询的原因。
如今，钱友忠的生活变得丰富了。太太称他是一名“职业学生”，因为要学习和掌握更多的心理咨询知识，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电脑前，通过特殊的软件听读电脑里的书籍。他还请了一位音乐老师教他学手风琴，开心的时候就拉一曲给太太听。
更重要的是，他走出了自己心底的阴霾。
钱友忠说：“几年前，我曾经到一所中学去讲课。当讲到我失明的那一段遭遇时，情绪失控，根本讲不下去。而今天，当我再一次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坦然面对了。”
帮人就是帮己。通过从事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这份工作，钱友忠也治愈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