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的相貌谈起

从胡适的相貌谈起

作者:胡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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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生前撰文回忆胡适:“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温源宁如此描述44岁胡适的长相:“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瘦马相,只有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焚膏继晷用功之遗迹。衣服虽讲究,但不故表名士气。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倾心,天平是那么高,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

有幅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相片,陈诚一干人等在机场给胡适送行。老先生手拿礼帽,笑容可掬,气质非凡,把周围一遭人通通比下去了。老实说,站在一旁的陈诚,相貌也不俗,但和胡适比,输了文采少了风华。

梁实秋和胡适先生有过合影,都是大文化人,但气质上,梁先生还是差了一截。胡适的样子,永远书生本色。有些文人穿长衫好看,譬如郁达夫;有些文人穿西服好看,譬如郭沫若。胡适则是个例外,管它长衫西服,穿起来熨熨帖帖,有种置之度外与斯文通脱。今天哪怕再好的模特也穿不出那一份举止从容,穿不出那一份意气风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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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有张大笑的照片,透过纸页仿佛能听见哈哈声不绝。老先生像老太太,坐那里笑。我心里叹息,老先生活成神仙了。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是杰出的男人,晚年相貌都像老太太。沈从文如是,胡适如是,俞平伯如是,张中行如是。我这么写的意思是说杰出的人不会争强斗狠,不会刻薄刁钻;杰出的人要善良温和,要感受灵敏内心丰富,这才能保证作品的温暖和神性。

我见过一张胡适与蒋介石的合影,两人在一起作交谈状,胡适的文气轻轻松松抵住了蒋介石的诡谲。老先生跷着腿,一脸随意,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领袖森严遇见了学术气度,竟也双手放在膝盖上老老实实。

一个人的文化地位,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社会交际。法国作家杜拉斯有次在公爵饭店吃饭,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走了进来……吃完饭,有人走过来对她说:“总统想跟您打个招呼。”杜拉斯回道:“让他过来。”密特朗过来坐下,杜拉斯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她说:“弗朗索瓦,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玛格丽特,我在听呢!”杜拉斯十分严肃地道:“弗朗索瓦,你知道,我现在在世界上比你出名得多。”一阵沉默。密特朗回答说:“没错,玛格丽特,我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说:“除此以外,一切都好吗?弗朗索瓦。”

这样的故事,读了让人欢喜。

我曾选取过胡适不同时期的照片对比,岁月的风霜会在他身上留下或深或浅成长衰老的印记,但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他总是衣着讲究,眉清目秀,丰采依旧潇洒依旧贵气依旧。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给了胡适大的地位,但我们不要忘了,胡适的地位是靠自己挣的,谁也不是天生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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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份当年胡适的纪念视频,美国人拍的。模糊的影像里,胡适先生清雅极了好看极了,也书生意气极了,大有春风满面与秋月临江的和蔼爽飒之气。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追慕前人风流,一是感慨世风日下。视频里有胡适先生纪念北大创办60年的谈话,声色清正,说一口干净的白话,不见丝毫官腔,更不沾学术味。

说话也是一门艺术,胡适的声音,天生是当文坛领袖的料,天生有学术宗师的派头。鲁迅讲演也是一绝,刚性挺拔,三言两语击中要害,这是杂文家的修炼,并不稀奇。1932年11月27日,大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副刊随后刊登了一篇《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得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随口的几句话里俏皮有之,幽默有之,妥当得很,真是会说话。听过鲁迅演讲的学生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

鲁迅的演讲消失在那年冬天的广场上,我们没有福气听见了,好在还有胡适先生让我们可以听见大师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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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只要是周末,胡家永远高朋满座,有名媛高士,有贩夫走卒。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胡适尽力解答。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即便只是去礼貌地问候,他也报以周到的回敬。每个从胡家辞别的人,都觉得不虚此行。胡适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林语堂在《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和街头小贩都能做朋友。有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读些有关政治的书,写信向胡适请教。胡适不仅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这个卖烧饼的小贩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先写信通知他,免得人家跑冤枉路。后来小贩以为自己生了鼻癌,胡适替他写信给医院,更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身上有十足的人情味。有些人让人敬而远之,胡适让人敬而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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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文章放到那一代人中,并不算大好,但他见识一流,保留着世事如麻中的清醒。民国人下笔成文,往往浓油赤酱,与剑拔弩张相比,胡适的蕴藉是另一种风度,纯然是文人情怀,儒士心性。

胡适一辈子几乎都是写常识,写那些自己知道的东西,老老实实,过得一天是一天,进得一寸是一寸,不会虚头巴脑。读胡适的文章,有脚踏实地的平静。

胡适的一生,在生活的梯道上滑来滑去,偶尔还跌进政治洪流,但在书卷间进进出出身影不断,终身不改文人面目。

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胡适“总觉得爱乱写草书的人神经不正常”,“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否负责任”,“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写字都这样认真的人,难怪会有那样端正的心性品格。几场婚外恋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稍稍在文字里透露那么一点点情意,那么一点点佻巧。

胡适从美国归来后,生活在捧杀与棒杀的光影中,说话谨慎,下笔谨慎,做事谨慎,老影像中看他走路,也是谨慎的样子。

“含蓄”二字是胡适一辈子的标准。捧也好,棒也好,胡适是胡适。没有他,民国的文化天空里多么寂寞,鲁迅多么寂寞,徐志摩多么寂寞,林语堂多么寂寞,周末无处诉说的人们又是多么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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