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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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本土企业家在捐款中获得公众的关注度，曹德旺和陈发树无疑夺走了最多的眼球。 比如，来自福建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宣布，将家族持有的70%的福耀玻璃股份用来成立慈善基金，其时股票市值超过40亿元；年末，他的福建老乡陈发树又捐出个人资产的45%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其股票市值是曹氏所捐的两倍，并聘用中国最有名的职业经理人唐骏来打理基金会。
尽管国内企业家成立基金会的，曹陈均不是第一人，但在无数人仍在渴求挖掘“第一桶金”的中国，两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将一辈子辛苦积攒的大部分资产拱手送出，仍然令人称奇。曹德旺在解释捐赠的原因时说，之前很多企业家的钱在项目中退不出来，我退出得比较早。言下之意是一旦企业家有条件，大凡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并不稀罕。但事实上，面对曹陈的“裸捐”，公众在惊愕之余，对此的第一反应大都是质疑，这些质疑包括企业是不是沽名钓誉，做变相广告，基金会是不是会沦为骗税工具等，随后的媒体调查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但以善意的角度揣测，曹德旺所描述的心性倾向也在情理之中。在中国，很早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法，人们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承担社会责任，谋求改变现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荣氏家族成员、张謇和陈嘉庚等企业家，都有为家乡捐助教育和修路这样的善举。而在新教伦理主导的西方经社会中，也出现过与中国当前类似的现象，老洛克菲勒和拉塞尔.赛奇在经营风格上几近刻薄，但他们都拥有建设完美社会的理想，他们所创立的基金会，也成为现代非公募基金制度的基石。这种向善的欲望并不是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制度的特质，而是来自人类与生俱来的本心。
如果说实现公众理想是很多企业家的梦想，那么他们选择在什么时候兑现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一是与其财富积累有关，二是与环境激励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企业家“裸捐”的集中出现，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无论是曹德旺所处的制造业，还是陈发树赖以发家的矿业，近年来都面临发展的拐点，资源走向日趋匮乏和竞争的加剧让回报率递减，使得企业家再投资的意愿降低；同时，他们的财富早已超过了自身的消费能力，更多的穷奢极欲带不来个人满足，反而会激发社会的仇富心理和自身的不安全感，一部分企业家因此也愿意以回馈社会的方式来改善企业家的公众形象，以避免陷入更为激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历程与美国上世纪初企业慈善发展的情况非常相似。上世纪初，美国工业化革命早期的资源型竞争方式开始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这种情况催生了部分企业家投身于慈善。例如，在1900年的反托拉斯浪潮中，卡耐基被迫将钢铁公司卖给银行，但由于找不到投资回报率相当的产业，又不愿意将财产以遗产税的形式交给政府，卡耐基开始热心于捐赠，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3个基金会——赛奇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全部成立于20世纪的前10年。
如果说财富积累和环境激励条件的初步具备，使得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萌芽找到了生长的土壤，那么对于过去30年中企业家精神缺失的补偿，则加速了这种萌芽的成长。企业家精神既包括勇于承担风险的创新，也包括对社会福祉的坚守。在一个公民社会中，企业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参与公共治理，将有助于合理地重新分配社会分工，而这种分工将对社会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带来帮助，从而实现社会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