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腊雄辩与修辞
古希腊时期的雄辩之风曾闻达于世。在她造就的许多智者当中，很大一部份是雄辩家和演说家。公元前６世纪的雅典青年热切期望倾听成年人的辩论并模仿他们的讲话方式，这是他们有义务参加社会活动的一部份。同时，他们也在激烈的辩论中寻找快乐，就像我们今天从体育竞技中寻找乐趣一样。雅典雄辩家的演说，非常善于运用修辞的魅力。那些善长修辞的演说家之间的辩论往往吸引大批的听众，他们有的来自遥远的村落，甚至从希腊以外赶来。他们所要听的，当然不是像今天某些政治竞选或企业改革中的那些华而不实的“高调”。
最早，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把修辞定义为“在特殊的事例中发掘出可用于说服的本领。”哈佛管理者必备的素质之一就是培养良好的口才，以便“更恰当、更合理地向公众宣传扬自己的主张，从而达到说服人的目的”，可见是受到了亚氏的影响。
亚氏认为为增强说服力有三个要点（我曾经在《现代管理中的希腊智慧》一文里提到）：一是演讲者要有道德可信度（ethos）；二是唤起公众的情感（pathos）；三是在辩论的主题下展开有力的逻辑论战（logos）。
当时人们辩论哲学问题是为了寻找真理，而说服的基本功能就是要找到事实真相和声张正义，这就是“经典修辞”的基本内容。这三点已经成为许多销售企业说服消费者的法宝。
其中，亚氏强调道德是最重要的。例如，我们今天听人这样评价：“我怎么相信那家伙所说的？”演讲者的说服力就大打了折扣。还有评论如：“问题不在于说话的艺术，而在于说话人的心态。”说明贴近听众的重要。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辩论之风曾经盛行一时，懂得说话艺术的专家被称为“辩者”，而“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冯友兰）此类名家非常善于运用逻辑，而在儒雅者看来却不屑一顾，普通口服心里却并不信服，名家最终失去了听众市场。孟子虽然雄辩，但并不死抠逻辑，而在言语上的气势，养“浩然正气”；他不是不得已也不辩论，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和亚里斯多德不同，柏拉图认为，修辞与哲学背道而驰。哲学探讨真理，而修辞却教人“花言巧语”，不过是赢得辩论的胜利。有人主张在法庭上应该使用平淡的语言而不宜使用修辞的方式混淆事实。对于现代科学，也有一种看法：修辞作为一种说服的演说，和证明的方法水火不融。例如，现代科学主张用准确的语言客观地描述，不应采用道德化或人格化的语言，甚至采用数字、数据、符号、公式等。牛顿在他的《光学》里说道：“该书的含意不包括猜测、类比、比喻、夸张或任何会等同于修辞技巧的其他办法。”姑且不论科学描述的语言是否运用了修辞，但人们相信科学与科学家的人格担保和自愿承诺有很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家的人格增强了他们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