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打我
大家好：
在这里想先跟大家讲一件二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我和一群同学坐火车上广州。在车厢里，我们看见一块“服务指标”布告牌，牌上的第一条赫然写着“列车人员不得随意打骂乘客”，看得我们又惊又笑，路上不断提防被人“随意打骂”。到得广州下了车，走进人山人海的站前广场，忽然看见不远处人群起哄喧叫，凑近一瞧，原来是一名公安捉住了一个“嫌犯”。公安从后抓着看来早已经被饱打的“嫌犯”衣领，让他面朝天背朝地，一路拖行。路过的地方，人人喊打，对着“嫌犯”拳脚相加，算是集体惩罚。而那名公安，也任由群众施刑，且行且停。
比起当年，今天的中国应该已经文明得多了。例如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曝光的一份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它教导城管人员在防制暴力抗法时应该“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它之所以“文明”，是因为这不是在鼓吹执法人员释放愤怒，更不是提倡一种纯粹的冲动;而是传达一种经过精密计算、深思熟虑的暴力。这种暴力的施行者中断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服从规则，进入一种近乎机器的状态。因此这份教材又说：“整个过程要做到心态平稳，意无杂念，不可慌乱，不要考虑自己是否是相对人的对手，会不会把相对人弄伤了……此时应当达到忘我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国家是暴力的机器。从马克思以后，这是不断被人阐述的经典主题。根据那种霍布斯式的经典寓言，国家之所以诞生，正是因为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深深感到暴力的威胁，朝不保夕，不知何时会受到他人的掠夺与侵害。于是大家同意把行使暴力的权力交给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以一个合法的暴力垄断者，换回众人生活的太平，免除彼此之间的猜忌。然而，掌握了暴力专用权的国家又该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呢?这就是个问题了。我想知道，为什么暴力会成为城管“执法”的一种手段?是谁容许他们使用暴力，这种国家最神圣也最叫人畏惧的权力?
由于暴力是那么重要又那么可怕的事物，所以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该对它慎而重之，仔细界定它的行使时机、范围和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人群交出武力，成立国家之后，还得和国家就暴力的使用立约，以防自己受到政府暴力的侵犯。毕竟，国家本来就是为了限制暴力而存在的，若非万不得已，暴力绝对不是对付人民的选择。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机构去管理流动小贩，但我从没听过有哪一个文明地区会把暴力的使用权交给这些部门。以香港为例，“小贩管理队”拥有扣查非法流动小贩的权力;但是到了必须使用暴力执法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召来警方协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有何感想。它最让我震惊的地方，是它没有花上什么篇幅去谈行使暴力的前提，去仔细界定何谓“暴力抗法”;却把注意力放在使用暴力的方法，甚至打人时的正确心态上。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草率地对待暴力，仿佛这是种不成疑问的义务?就算城管拥有暴力的使用权，在这份教材的指导下，暴力也不再停留于自卫时的最低限度，而是攻击时的最有效程度了。
已经二十年了，但我还是不能摆脱二十年前在广州火车站前目睹的场面。那名“嫌犯”每挨一拳，便发出一声嚎叫;后来，他的力气慢慢转弱，逐渐剩下一阵持续的呻吟，与几不可闻的求饶声。关于暴力，我们有许多的字眼形容;关于暴力带来的痛苦，我们却缺乏足够的词汇。事实上，这种痛苦是一种毫无意义可言的纯粹空白;正如德国哲学家渥夫刚·索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为它“下定义的这个行为，其实只不过是掩盖它本身的无意义而已”。
每个人都知道，身体是一个人最后剩下的东西。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财产和尊严，他也许勉强还算是一个人;但是当你直接攻击一个人的身体，他就只是一块肉团了。为什么那个被打的“嫌犯”要无意识地微微挥动手脚?他不是要逃跑，更不是反抗，而是在突如其来的暴力处境之下只余下痛苦的感受，大脑空白，官能停顿，一瞬间彻底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陷入一种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迷茫;那些动作是一种喘息，他的四肢在寻找伸展的机会，他的本能在颤抖着确定心志仍有操纵躯体的能力。
是的，本能。遭受过暴力的流动小贩深知失去一切能力的无助状态，那是种最基本的动物状态。而他们却仍在街头巷尾游击般地出没，只是为了求生的本能。犹如食草动物不能不在林野间觅食图存，尽管四周埋伏着猎食者的威胁。
近日实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份很好的计划，充分展现出政府对人权的重视。但是在我看来，它难免陈义过高。因为我最想呼求的，我们最急切需要的，就只不过是人身有不被暴力对待的权利而已。请不要打我，好不好?
谢谢大家!
(编辑 宋立达 yjsonglida201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