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真话怎么就这么难？
河北李志行
各位朋友：
大家好!
2009年的6月22日，河南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室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开胸手术，接受手术的人叫张海超，一位28岁的农村青年。手术特殊就特殊在它的目的不是治疗，开胸仅仅是为了要验肺。为了这样一个验肺手术，海超并不富裕的家庭把粮食和羊都卖了，还要向亲朋好友借钱，才凑够了3万元的手术费。张海超为什么东拼西凑,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开胸验肺呢？为的只是要证明自己患的是职业病“尘肺”，而不是肺结核，为的只是证明自己的清清白白和满腹委屈，为的只是要完成自己“一个人的战斗”！
从2007年8月开始，海超花费9万元长年奔波于郑州、北京等多家医院，诊断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尘肺。可是，手里攥着这一张张诊断证明找到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人家却执着地一口咬定他患的就是肺结核，而不是什么“尘肺”。受尽了委屈的小伙子无奈只好铁下心来“开胸验肺”。他要以这悲壮的手术揭穿那无耻的谎言!
开胸验肺的手术再一次给出了确定无疑的结论：张海超的的确确患的是尘肺病，而不是肺结核。但是，你开胸验肺又有何用？职业病防治所的答复仍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不权威，没有诊断、鉴定职业病的资格。张海超得的还是肺结核!张海超的手术白做了!血淋淋的诊断结论依然换不来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先生们的一句真话，这是为什么？难道说句真话就这么难吗？
我真的想痛哭，为了张海超的不幸遭遇，为了发生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的悲壮与屈辱!一个哭告无门的农民，一位身只影单的青年，一种“让人含泪的暴力”，“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残”!为什么我们那些手握国家重器、把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同胞们说句真话就这么难？
如果张海超事件只是个案也就罢了，如果“开胸门”真的能打开某些人的良知之门也就罢了!但是，今天，还有多少扇正义的门依然没有向善良者敞开？我不能不再提到汶川，那是中华民族心灵上永远的痛。《南方日报》2008年5月22日的报道说：“当夜，受阻都江堰的温家宝总理在聚源中学躬下身子，从断瓦残垣里扒出孩子的书包和鞋子，双眼湿润。他哽咽着向待救的孩子们承诺：‘最好的救援队正在赶来。’……求救的家属们在废墟上匍匐，救援旋即展开，可惜楼层已经垮塌成一堆碎石。最好的救援队来了，但一位救援队员出离愤怒地说：‘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这是一座建于1994年的建筑，后来在其基础上拼接成楼房，地震来袭，周遭楼房安然无事，而独独它轰然倒塌。十八个班的学生被埋在下面。”
我像期待着有同胞的身躯从废墟中爬出一样期待着工程质量鉴定的消息。因为，八百名师生的在天之灵需要闭上眼睛安息!但是，面对国务院要求封存建材进行鉴定的命令，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结论依然没有向社会，向死难的同胞们公开。为什么，为什么说句真话就这么难？
因为说句真话太难，上海十三层的高楼才会轰然倒塌，幸好它倒得还早了些，否则不知多少脆弱的生命还要与这魔鬼一样的东西玉石俱焚；因为说句真话太难，安徽空壳奶粉之后又是多半个中国铺天盖地的三聚氰胺。民族制奶业的崩盘算什么，真正可怜的是那么多无辜的孩子!因为说句真话太难，贵州六盘水市的副市长即便是面对着督查组，还胆敢公开否认煤化工污染和饮水安全隐患，而且那样地理直气壮、信誓旦旦；因为说句真话太难，陕西的纸老虎造假居然也红透了一年，平添了多少无聊的谈资，更让公众怀疑还有什么不能成为谎言；因为说句真话太难，GDP数据造假、矿难人数造假、食品造假、药物造假、品牌造假、官员年龄造假、民族身份造假……社会的无诚无信麻木不仁已经让人心惊胆寒。也许说句真话真的很难，我们早已是被虚伪层层封锁，紧紧包围!
一百多年前，丹麦作家安徒生创作了他的童话名篇《皇帝的新装》。作品以辛辣的笔触鞭挞了达官贵人的虚荣与无知，揶揄与嘲笑里也浸透着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深深忧虑。当一个社会都附和着王公大臣们夸奖新装的美妙时，当“可是他真的什么也没有穿啊”的声音只能从一个孩子童稚的口中发出时，怎样才能回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呢？这又该是一种怎样的忧虑与悲哀呢？
如果说王公贵族们对骗子的新衣津津乐道是出于虚荣和无知，那么，今天我们的一些同胞谎话连篇却连眼都不眨就更可恶!因为他们往往是出于贪婪和私欲，因为他们选择了站在丑恶的一边，把自己置身于正义、良知和公理的对面!
既然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人说句真话已经这么难，朋友们，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呼唤，呼唤，呼唤来的往往只是轻率的允诺与信口雌黄。当社会诚信在人们心中已经轻得如同一张纸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拿出法律的利器了！只有它，才能治病救人，只有它，才能防微杜渐。法的沉重与冰冷会让利令智昏的头脑冷静清醒，法的威严与率直会让泯灭过良知的欺人与自欺者改弦更张，法的神圣与尊严会锻造整个社会说真话的自觉和习惯!到了那时，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海超不用开胸验肺，他得的就是尘肺，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说句真话，其实不难!
（编辑郭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