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走转改主题发言演讲稿

尊敬的领导、各位新闻同仁:

非常荣幸地参加报业集团组织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动员大会,并向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汇报在基层采访的经历和体会,诚恳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并与大家共勉。

我叫李月锋,是农民报驻邯郸、邢台记者,已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8年,这8年几乎都是在农村“泡”过来的,采写各类报道近千篇,我也从中受到了锻炼。深刻体会到,记者只有扎根基层,才能写出叫响的好文章。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人”,促使我扑下身子为农民服务

在农民报当记者是很辛苦的,需要克服常人想不到的困难。首先是交通问题,新闻发生地动辄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这与在环城路以内采访的都市类报刊的记者有天壤之别,每天有一半时间消耗在路上,我真切体会到“当新闻发生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当你拿着报纸看新闻的时候,我们还在路上”。平时,我都是早6点起床,6点半出发,到县里、村里的时候,大约是9点多钟。上午采访村民或者当事人,再往县城赶,下午上班前,在被采访单位门口等着,下午五六点钟往回返,到了邯郸差不多就是八九点钟了,这一天的工作量是十几个小时。

其次是素质问题,我以前在河北商报工作过,主要采访都市类新闻,采访对象大都是市民,总的来看,市民的素质相对较高。一是证据保存齐全,例如票据、物品等;二是可以提供一份基本情况材料;三是敢于站出来,直面反映问题。所以,在市区采访新闻的时候,感觉很轻松。而到农民报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受宗族势力、乡亲关系、邻里面子等因素影响,许多新闻发生的时候,他们有相互观望的心态,延误了新闻采访的最佳时机;感到冤枉的时候,才开始找记者反映,而此时已时过境迁,证据、现场可能都没有了或者很难找到。所以,等记者去采访的时候,要证据没证据,看现场没现场,甚至连一份现成的材料都没有,农民只能凭嘴说。面对这样的农民兄弟,只好费九牛二虎之力,想办法取证,靠大量的证言和搜集到的材料来完成采访任务。

三是生活没有规律,到农村采访,对记者来说,个人生活没有规律,饱一顿饥一顿,甚至一天吃两顿饭、一顿饭是常有的事。有的时候是为了赶路,有的时候为了等一个人,有的时候想吃饭找不到地儿,这样的感受所有跑过农村的记者都亲历过。

这是8年来我在农民报记者岗位上的感受,面对这些困难,我选择了克服,更没有叫过苦。因为我的心中有一种信念:我是农民报的人,我是一名为农民服务的记者,农民需要我,农民报需要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人!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努力工作,是我前进的动力,是我为农民报拼搏奉献的精神支柱!

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信念?是因为农民报这个集体感染了我、激励着我,在这个40多人的团队里,从编委会成员到普通编辑,从总编辑到各位记者,每一个编采人员都有特殊的农民情结,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都有农民味儿。,编辑部全体来到邢台县皇寺镇一个山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睡农家炕,吃农家饭,干农家活,进一步拉近与农民的感情。去年,农民报所有编辑记者分成9个小组分别下乡进村,干农活、住农家,体验风土人情,服务读者百姓,了解发展现状,解析现实问题,这次为期两个月的驻村活动,使得编采人员与数百上千位农民成了“知心朋友”。

我对农民的深情源于这个集体,源于这个扎根燕赵沃土的农民报,促使我扎扎实实为农民服务。在农民报工作的8年里,我负责邢、邯两市近40多县、市、区的农村采访工作,可以说,这些县、区的每一条路都走过、每一个乡镇都到过,较好地完成了报社领导交办的采访任务。

扎根基层,勇于吃苦,采写的新闻才能“闪光”

在我身上,常背着一个包,包里装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采访本,一样是“新闻线索本”,8年来,采访本用了多少记不清了,“线索本”至少用了7本,累计记录新闻线索3000条。一般情况下,我的手机全天开机,尤其是早6点、晚9点是黄金时间,早6点是农民起床后去地里干活的时间,晚9点是收工回来准备休息的时候,很多农民往往利用这段时间反映问题。对农民提供的报料,不管大事小情,无论有没有新闻价值,都要记录到“线索本”上,按照时间顺序编上号,采访过的画一个“对号”;暂时没有采访的保留下来,以便备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线索本”是我采访工作的指挥棒。是中央实施种粮补贴政策的第一年,6月初,我接到魏县南双庙乡小姜村农民反映,称该村干部故意篡改土地面积,借机克扣农民的直补款。从当时的情况看,小姜村的作法是违背中央政策,严重侵犯农民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我立即赶赴该村采访,经入户调查发现,农民反映的情况属实。然而,当采访结束离开魏县时,该乡领导动员几十人把守路口,想拉关系阻止稿件发表,遭到拒绝。之后,又找县委宣传部、有关新闻单位等20多人“施压”,再遭拒绝。《魏县小姜村用“通知书”、“完税证”糊弄人》的稿件刊发后,原省委书记白克明亲笔批示,该乡主要领导被撤职,多名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还有这样一件事,,永年县西部两个乡镇建有35座砖窑,每年蚕食耕地1300多亩。正当我采访此事的时候,多位朋友包括永年县几个熟人劝我放弃这个线索,理由是砖厂利润可观,老板们跟黑道有联系,弄不好要引火烧身。“劝说”还真“见效”了,采访中,真有砖厂老板打来电话,说:“我在村开着砖厂,想认识认识你,过两天到

永年来吧。”面对压力,我没有退却,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我完成了采访,公开曝光了这起违法占地案件。《永年县35座砖窑疯狂蚕食耕地》见报后,该县掀起了“炸窑”风暴,1个月炸毁砖窑60多座,这篇新闻获得河北新闻奖一等奖。

作为农民报记者,一定要爱农民、心中想着农民,如果没有对农民深切的爱,没有脚踏实地为农民服务的作风,就难以写出农民喜闻乐见的新闻。那是春天,沧州市吴桥县杨家寺乡时庄农民蔡玉章反映说,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在北京修建民族文化宫,后来响应国家号召,自愿精简回家。1983年,他听说政府开始发退职救济金,可他从没有领过。接到反映后,我的脑海中产生这样的问号,财政是否发过退职救济金?是不是被人冒领了?在杨家寺乡民政所采访时了解到,救济金发放表上有“蔡玉章”的名字,一直以来,该款项都被“蔡玉璋”领走了,所里没有“滞留”救济金。该所长称:“我当民政所长才几年,从我的印象中,好象‘蔡玉璋’的亲友每年都拿着手章来领款,但没见过蔡玉璋本人。”

至此,更多的问号出现了。领款人蔡玉璋是否确有其人?谁替蔡玉璋领了救济金?蔡玉璋与反映问题的蔡玉章是不是一回事?经核实公安人口信息档案,发现吴桥县范屯乡东徐庄也有一个叫蔡玉璋的人,这个蔡玉璋跟反映问题的蔡玉章相距40华里,且南北相隔,遥遥相对。于是,我立即赶赴东徐庄,见到了另一位蔡玉璋,蔡玉璋表示“绝对没有领过救济金!没到北京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劳动,也不认识时庄那个叫蔡玉章”。

两个蔡玉璋(章)都没有领取救济金,这笔钱是谁冒领了?我随即把目光转向操办救济金的原财政所负责人身上。经过深入采访了解到,原民政所长利用多种关系拿到东徐庄蔡玉璋的户口簿,私刻了蔡玉璋的私人印章,以东徐庄蔡玉璋的身份冒领时庄蔡玉章的救济金20多年,3月15日的调查报告《救济金被冒领之谜》揭开了尘封20多年的冒领之谜。事后,曾有人问我采访此事的体会,我说:“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会有很多的问号,只要你沉下去认真调查,把心中的问号拉直了就成了新闻。”

还有这样一个案例。3月,衡水市故城县沙窝村农民给报社寄来一封求救信,称“春天,县生产公司赵某来该村卖复合肥。农民将复合肥施到地里后,棉花苗出现早衰现象。后经了解发现,农民买的是伪劣产品,卖复合肥的赵某被查处,工商局责令赵某退回差价款。可事情过去一年了,赵某从没有来过俺村,请报社帮助讨回公道?”这是求救信的部分内容。为表明求救信“千真万确”,在信件上附带了3份证据材料,一是山东德州市质监所出具的“该产品不合格”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二是故城县工商局对赵某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三是赵某卖复合肥时的保证书,写着“如有质量问题,甘愿受罚”。群众来信、检验报告、处罚决定书可以说“三证俱全”。

在故城,我从南往北走访了4个乡镇的4个村庄,听到的反映都是“棉花减产,赵某没有赔偿”,按说,将上述采访内容串联起来,组合成一篇稿件就可以交差了。但是,采访中产生的“?”使我感觉到农民“因假肥而索赔”仅仅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本质却隐藏在现象的背后,采访中我发现的疑问是:(1)4个村庄的农民都有同样的“检验报告”和“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是巧合还是有备而来?(2)反映问题的材料均为打印件,语句、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末尾签名有区别,是否有人恶意串联、借机“炒作”?(3)个别农民接受采访时说“其实,化肥质量与别的肥料没啥差别,见到工商局的处罚决定书后,听说签名找销售商能要回差价款,就在反映信上签了名”。由此可见,少数农民并非为“假”而上访,而是为钱所动。(4)还有一些农民对索赔的事蒙在鼓里,只是听人说签名就能领差价款,便顺水推舟签了名字,并不清楚是咋回事。

冷静思考了一周之后,我再度赶赴故城县采访。这一次,我突然袭击,事先没跟反映问题的农民联系,直接采访经销商赵某。让我意料之外的是,面对采访,70多岁的赵某痛哭流涕,大呼冤枉,没有一点央求“照顾照顾”的意思。这就奇怪了,一桩假肥案为何冒出两个喊冤叫屈的,谁是真正的冤家?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赵某从抽屉里拿出两份检验报告,正是这两份报告让我的报道角度产生180度的大转弯,最终发现了现象背后的事实。

原来,沙窝村农民给报社寄的“检验报告”、“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均为冒牌货。记者赶赴德州市质监所调阅了存档的报告原件,经仔细比对,发现赵某保存的“检验报告”是“真品”。故城县工商局为什么要伪造假检验报告?假报告是怎样“飞”到各村的?经过深入采访,新闻背后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该县一农资经营户与赵某是竞争对手,秋季因售假被媒体曝光,便怀疑赵某暗中添乱,伺机报复。春季,当赵某因故被工商机关处罚后,该农资经营户串通个别工商干部伪造了两份假检验报告,将“脏”栽到了赵某门市销售的某着名品牌的复合肥上,借机诋毁该复合肥的声誉。拿到伪造的检验报告后,该农资经营户复印了一批,并在某品牌复合肥畅销的村庄散发,使农民对该复合肥产生怀疑,导致向赵某索赔以及向媒体投诉的事情发生。摸清了假报告出笼的前前后后,新闻调查《检验报告扑朔迷离工商扮演何等角色》还原了事实真相,也给不法经销商和违纪执法人员敲响了警钟。

心系农民,热爱农村,新闻才能写到农民的心坎上

我在农村采访多年,进的最多的是农家院,坐的最多的是土炕头,走的最多的是田间路。平时,给农民说话尽量用方言,让农民感觉你是自己人;对于农民说的方言,有的听不懂,我也耐心听下去,回头仔细琢磨,以实际行动赢得农民的信任。我常想,一个记者只有心系农民,热爱农村,才能把新闻写到农民的心坎上。

冬天,全国掀起为农民工追讨工资风暴,农民工的辛苦钱领到手了吗?农民工想咋回家过年?我乘火车来到北京南站,坐北京南开往邯郸的慢车,车厢里采访了20多位农民工,采写了《跟随农民工回家过年》,道出了农民工的心声。,河北大批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为了了解麦客在外地的生产生活情况,我赶赴河南南阳、信阳等地采访6天,系列报道《河北麦客,你在他乡还好吗?》,对麦客在异乡的酸甜苦辣进行了详细报道。春节后,魏县一农民来电说“没有身份证的农民外出打工,需要到派出所打印一份户口页,派出所应收3元,实际收5元”,接到反映,我当天上午赶去采访,《农民外出打工先挨派出所一刀》使魏县10多个派出所乱收费行为得到纠正,多收的钱退给了农民。夏天,油价飞涨,尤其是柴油几乎到了“掏钱加不上油”的地步,5月的一天,我坐公交车外出采访,途中听司机发牢骚说“加柴油还得给加油站送好处费”,我马上联想到“收割机加油是否困难?”,于是,马上在几个加油站采访,《我省麦客勒紧腰带南下作业》第二天见报。几天后,省政府制定了“加油站设专供柴油通道”措施,以保障收割机夏收供油。类似的事例很多,作为农民报记者,心里想农民,实意帮农民,认真写农民,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

当然,在农村采访并非百发百中,更多的时候是“白跑腿”,也常听到冷言冷语,甚至是讽刺谩骂,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把原谅留给农民,把心酸咽到自己肚里,忍一忍就过去了。,鸡泽县一个农民在隆尧县投资建葡萄基地,因为“合同”争议导致项目“下马”,鸡泽县农民说隆尧县借项目骗钱,隆尧县称“鸡泽这个农民违背合同”。接到鸡泽县农民的投诉后,我赶赴隆尧县采访,从有关“合同”上看,鸡泽这位农民应该是“输理了”,而且双方有一些扯不清的“口头协议”,从一篇文章上难以理清头绪,于是,决定放弃这条新闻。几天后,这位农民掉转矛头到报社告状,说记者有偏见等等。9月,邢台市内丘县西部山区一位老退伍军人让他的儿子来电话说:“家里生活困难,民政部门从来没有给过任何照顾”。根据这一情况,我驱车200多公里来到这个村附近,又左拐右绕走了半小时山路,才找到这个坐落在半山腰上的农家小院。经了解,反映的情况有很大出入,但看到老人患病、家中生活的确很困难,掏出500元给了这位老人,并把老军人的现实情况向当地民政部门作了通报。尽管白跑了一趟,没有写成新闻,但从内心深处并没有责怪老人。因为通过交谈,我理解了老人的苦恼与期盼,也把一点关爱送到这个20多年没有出过深山的老人身边。

各位领导,以上是我在基层采访的几点体会,现在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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