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原型山崎宏：我把自己“捐”给了中国

作者:李鑫金

很多观众怀疑电影《南京!南京!》里的日本士兵角川是导演陆川的一厢情愿，觉得没有必要出于理想主义而安排这样的结局，以便促进中日友好或呼唤人性。事实上，角川是有现实原型的。

他叫山崎宏。一个曾亲历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为了赎罪和感恩，他在中国度过了70个春秋，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也重建了他自己的尊严。

日本士兵叛逃了自己的军队

1908年年初，山崎宏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户农民家庭。

山崎宏从小就特别乖巧，长大成人以后，他到一家红十字医院学医，梦想着将来自己开一家诊所治病救人，可他这个美好愿望被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给粉碎了。

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拉开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兵源不足，日本当局在国内大肆征兵，一些青壮年男子都被驱赶着上了战场。而山崎宏为了保全最亲爱的哥哥，不得不痛苦地穿上了军装，来到了中国。

30岁的山崎宏在当时的日本士兵中，是年龄最大的。当他看到一批批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儿童倒在日本士兵的枪口之下时，痛苦万分。

一心想从医救人，现在却加入侵略部队!山崎宏开始严重失眠，深深的罪恶感折磨着他:他决定逃出军营，不再做一个人人痛恨的侵略者。1937年11月的一个晚上，山崎宏摸清哨兵的活动规律，蹑手蹑脚地走出营房，黑暗中判断一下方向，撒腿狂奔。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家，逃回家去。

他一夜没停脚，太阳升起来时他又累又饿，摸遍全身，找不出一分钱。怕军队追捕，又担心被中国人认出，山崎宏在一间破房子里躲到天黑，才继续往前走。饥饿与惊恐把体力消耗殆尽，他只好去乞讨。一路乞讨，总有人给他一口吃的，让他得以活命。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接触着中国百姓，越发为日军的行为感到深深的罪恶。

就这样，在恐惧和饥饿中，山崎宏昼伏夜行。到了第4天，又累又饿的他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昏倒在一户农家的房前。

待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那户农家厨房的灶窝儿里，身下铺着暖暖的柴草，身上盖着露着烂棉絮的棉被。这户善良的中国妇女和她的丈夫静静地看着他，看到山崎宏醒来，他们露出欣喜的神情。

离开那户农家前，山崎宏看着那对淳朴、善良的中国夫妇，眼含热泪，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又一次踏上了东去的路。

凭着那对夫妇给他烙的大饼，他一路往东再往东，直到来到一座名叫济南的城市，他才停住了脚步。

“鬼子大夫”的赎罪方式

正是那对以德报怨的中国农家夫妇，才使得山崎宏心里萌生出今后要替同胞终生赎罪的决定。

到达济南后，山崎宏改名换姓，凭着自己的日籍侨民身份，他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济南铁路局找了份看管仓库的工作。

上班第一天，日本领班把山崎宏叫过去，叮嘱他说:“你要严加提防那些贼性难改的中国人，他们经常趁夜黑风高的时候来行窃。如果一旦发现，可以就地结果他们!”

山崎宏表面答应着，却在暗地里帮助着那些穷苦的中国百姓。一天夜里，他被一阵轻微的响动给惊醒了。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到两个衣着破烂的中国小伙子，正在铁窗缝里往外拽毛毯，但毛毯被一个铁钉死死挂住了，山崎宏怕吓着那两个年轻人，就悄悄地爬起身，把毛毯从铁钉上掀起来，然后卷起毛毯投出了窗，那两个年轻人以为有神相助，扛起毛毯消失在夜色中。

一连几次，两个小伙子“认识”了山崎宏。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引起了日本领班的怀疑。他把自己的疑虑报告给驻守火车站的指挥官森田中队长。森田大怒，当即派人把山崎宏关了起来，并对他进行拷打，让他招认私通八路的事情，山崎宏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咬定这些事情与他无关。

几天后放出来，那两个中国小伙子来看他，拉着山崎宏要结拜兄弟，他直摇头:“我是罪人。中国人救过我，我这样做，是为了赎罪。”

“你重情义，是条汉子，跟咱山东人脾气相投!”两人不由分说，把他带回家，做饭招待他，让家里人给他做新衣服。听说山崎宏从小没了母亲，家里的老人又收他为义子，又忙活着给他张罗媳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当时，在华的日本人及反战同盟都陆续回国了。山崎宏也给哥哥寄去了信，写明了自己在中国的情况。很快，哥哥回了信。当知道弟弟还活在世上时，哥哥在信里催他赶快回家。

山崎宏心里也很犹豫。恰巧这一天，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欢迎在华的外国朋友留下来，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山崎宏心里一下子明亮起来。“我当时认为，中国的贫穷，日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建设正需要人的时候，我怎么能走呢?”

他给哥哥回信说，他要留下来向善良的中国人民赎罪。

他把家安在了济南，开了个小诊所，专为穷苦百姓治病。

很多病人穷得没钱付药费，他一一拿药送出门:算了，走吧。病人不好意思再来，山崎宏关切地让妻子到病人家里问:“好了没有?”

因为常常免费送药，山崎宏一家入不敷出。病人送来一个窝头，夫妻俩分着吃一天，邻居端来一碗稀粥，一家人分着喝，有时一天没一点东西吃，就只能饿肚子。

1952年，山崎宏与几名医生成立了郊六区联合诊所。现在山东省体育中心向南的郊六区，当时是贫困山区，条件非常艰苦，山崎宏出诊经常要翻山越岭。深夜，只要有人来叫，他点上一盏油灯，拿根棍子就上路。远远能看到狼眼的森森绿光，还要过大片大片的坟地。山崎宏把灯举在头上，把棍子挥得呼呼响，径直往前走。天亮一身疲惫回来，顾不得休息又去上班。

中日邦交正常化，山崎宏从医院退休，进了七里山诊所。因为医术精湛，很多人开着车来找“鬼子大夫”，方圆几里没有不知道他的。

日本大使到中国时，见到山崎宏，问他，我听说现在还有中国人叫你“鬼子”，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山崎宏回答:“我了解他们，他们这么叫，其实心里对我并没有恶意。他们恨的是当年的日本人，就因为这样，我才要留下来替日本人赎罪。”

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1982年，山崎宏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将近半个世纪的家乡。哥哥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希望他可以“叶落归根”。

山崎宏一口拒绝了:我离不开中国。

整整70年，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

每年，山崎宏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给老人的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这笔钱捐出去。

而自己的国家，对他来说已经逐渐陌生。以前每到元旦的时候，女儿山雍蕴都要帮他给一些日本的亲友寄信，但从几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们，都已经不在了，许多年轻人，说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场战争。

2003年，山崎宏因病住院，萌生了捐献遗体的念头。他专门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但因当时没有接受外籍人士捐献的相关规定而搁置。

2008年年底，山崎宏在济南度过了百岁生日。生日前夕，济南红十字会送来了他签署生效的遗体捐献卡和荣誉证书，成为特殊又珍贵的礼物。山崎宏很欣慰:“留在中国，就是想用一生赎罪，最后这个心愿已了，再没有遗憾了。我最大愿望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了结了一桩心愿，山崎宏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那天中午的饭吃得也特别香。

已经101岁的山崎宏，天天粗茶淡饭，他吃得香甜。每周除了休息一天外，仍坚持到诊所上班。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诊所，然后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