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最后10年

作者:山旭齐岳峰姚玮洁

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树荫浓绿。邓小平一家1977年迁居于此。

在其后的第一个10年里，他带领中国脱离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兼备的创造性体制摸索前行。第二个10年，他不停地将社会思潮从“左”或右的边缘拉回，稳定了高速的发展阶段，又推动改革开放的车轮隆隆前行。在邓小平的最后一个10年里，他心中所想的是更广阔的中国未来。他思虑深重，不过这未必代表着他打算搭建具体的框架。因为他常说，子孙后代比我们更有智慧，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更重要的是，在这位政治家的设想中，国家的治理、执政党的治理，都应该落实到一套更加成熟、有效的制度上。

为“价格”闯关

1988年，邓小平“全退”前一年，抢购风席卷中国。

这一年上半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幅度达到12.7%。许多城市爆发了抢购风潮，有的居民一次购买400盒火柴。

即使如此，为了防止紧缩带来的经济下滑，8月中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还是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这个方案提出今后5年价格改革的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逐步取消价格的双轨制，有条件的产品价格逐步接近国际市场价格。”

是为“价格闯关”。

当月，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幅度为23.2%。一个例子是中华烟。本来原国家物价局起草调价方案时主张稳步前进，先调后放：由每包1.8元先提到4元，市场稳定后再完全放开。但价格放开后名烟名酒价格扶摇直上，中华烟涨到10元，茅台酒从每市斤20元涨到300元，各种产品涨价幅度都在5倍甚至10倍以上。名烟名酒大幅涨价，又带动了已经放开的其他商品价格过多上涨，终于造成了这一年夏秋之际的全国性大抢购。

原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曾向记者回忆，1988年出现的明显通胀其实由来已久。

1984年起银行现金净投放即大量增加，1983年到1987年从90.7亿元增加到236.1亿元；从1986年下半年起，固定资产投资又出现过快膨胀，1986年比上年猛增477亿元，1987年又比上年猛增621亿元。

在此背景下，中央仍决定价格闯关。这是一个包括物价、工资在内的总体价格改革计划，希望用“涨工资”抵消放开物价带来的价格上涨。

邓小平显然是支持“闯关”的。在过去的4年里，他强力推进并奠定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基础改革，如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到合资企业。

当年著名的安徽芜湖的年广久，因瓜子生意实在——每次都多抓一把给顾客，被称为“傻子”——越做越大，开始雇工，被认定为“资本家”。

邓小平说：“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78-1988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5%。特别是1984年之后持续的两位数增长，为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据珠海市原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向记者回忆，1984年邓小平首次考察珠海后，这个特区城市全面加速，当年GDP比上年增长107%。

除了经济改革，“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在1985年提了出来。这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他刚恢复工作时的“我看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到“至少几年内打不起来”，后来“可以延缓”——至此终于改写了对战争与革命的判断。

也是在1985年，他对解放军提出了要求：军队要忍耐。

198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物价改革以前就有通货膨胀问题，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理得不够妥善，现在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控制总需求的膨胀，控制发展速度。

10天后，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转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1988年的“价格闯关”，承载了太多争议。今天看，它也成为狂飙突进的改革“点刹”的信号之一。此后的一系列大事件，引发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于中国更深刻的思考。

主动退休浦东开发

据警卫人员在《实话实说邓小平》一书中的回忆：从景山上可以望见米粮库胡同的邓家院子，主楼与辅房“七”字形排列。

院子里，树是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新华社记者曾描述说：“雪松、藤萝、海棠、樱桃、核桃，还有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

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曾养了不少金鱼，邓小平当年散步于此，拍拍手，金鱼就会都游过去。

邓小平喜爱花草。“文革”前在中南海，很多人家园子里种庄稼蔬菜，邓家就是满园花草。

1977年邓家搬到米粮库胡同时，院子里也都是附近部队种的庄稼，只有门前栽着四棵石榴和两棵大松树。

两棵松树因姿态遒劲而被称为“双龙树”，许多以邓小平与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镜头都是从“双龙树”开始的。

1989年夏天，邓小平也一直住在这里。

“党的领导核心”这一概念，在这期间被创造性地提了出来。当时中国政治领域的第一要务是：接班。

1989年9月4日，距“第三代领导核心”确立不到3个月，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做了关于退休的谈话。

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描述这个场景说：第一个问题是一定退休。“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

11月9日，北京落下当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邓小平一身灰色中山装，会见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代表。他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的退休的请求。

11月13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说，“可能也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这次就百分之百地退下来。”

之后，这位世界著名的领导人退休了。

退休之后的邓小平，第一件大事就是戒烟。据聂卫平回忆，邓小平在退休后桥牌水平并没有下降，多次打牌时说，“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能打桥牌说明脑子还行。”

这一年除夕，邓小平在上海度过。他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2月返京，他又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谈浦东开发问题。他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

浦东成为1989年后第一杆改革旗帜。

人心迷惑南巡讲话

根据《邓小平年谱》，1990年邓小平一共3次离京。上半年，他曾3次在米粮库的家里等处，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国际和国内问题。

邓小平的会客室非常简单，有沙发和适合打桥牌的桌子。除了商谈国家大事，他也在这里听京剧、看电视。

除继续强调“稳定”和“四项基本”之外，这一年他至少有3次在重要谈话中提到了“共同富裕”。

此时的中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人心有些迷惑，外商也顾虑重重，对是否来中国投资持观望态度。刚刚有点起色的改革开放宏伟大业又走到了十字路口。”梁广大说。

1990年，在国内治理整顿和外部制裁的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有3.8%，是改革开放至今35年的最低值。

到1991年，经济问题甚至变得不那么重要：先是“8·19”事件，到年底苏联解体，共产主义事业疑云重重。

“1988年，尼克松写了《1999，不战而胜》影响十分不好，而苏共不到1999便不战而败，让整个西方世界不由得不对尼克松的预言奉若神明，以为中国步苏联后尘只不过是迟早问题。”梁广大说，“另一方面，社会上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一些问题进行抨击，出现了很多流言蜚语，凭空罗织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1992年1月1日，镰刀锤子红旗从克林姆林宫坠落。到1月17日，《邓小平年谱》在这15天中没有任何记述。而此后的34天，这位普通共产党员的南下旅程，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非凡。

梁广大回忆，邓小平从深圳到珠海后，在珠海海关的一艘缉私船前舱会议室，梁广大逐一把当时社会上的不同声音提出来，邓小平逐一回答。每回答完一个，舱室里都会有一阵掌声。

邓小平就此谈到：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左”。

他说，我们不是搞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大家富。

珠海第三天，梁广大对邓小平说，这几年如果不是您坚持强调改革开放，搞不好又要翻烧饼。

第五天，邓小平在拱北口岸眺望澳门，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的谈话，

他说：“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他去睡觉好了。”后来去珠海北区唐家湾，邓小平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他们搞福利社会，由国家承担，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要提高赋税，一提高赋税，企业就承受不了，企业就往外走。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了，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越来越大。谁要动他谁要改变它，谁就经受不住，谁就会垮台。

梁广大回忆，邓小平接着说，家庭是个好东西，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这是西方没有的，是东方的东西，主要在中国。

邓小平离开珠海市，梁广大等人还和他约定，1993年到珠海过春节。

1992年2月，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以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但第二年，邓小平没能如约南下。

1992年7月，邓小平赴北戴河，为其人生中最后一次全国党代会——中共十四大做准备。

邓小平在那里审阅了十四大报告。他赞同在这次大会报告中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筹划说，可以在党校讲话先发内部文件。

官方报道说，他“就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产业结构、农业、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军队建设、国际形势与我们的政策、民主集中制等内容发表了指导性意见。”

护士黄琳曾回忆，医疗组开始就规定，去北戴河不能游泳。但是“我觉得首长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虽然规定不游泳，但他老是问我们：今天水温多少啊？有没有浪啊？”

最终，邓小平游了8次，最长的一次将近一小时。有回忆文章说，那一年在北戴河，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总是坐在房前，默默不语地望着苍茫的大海。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十四大开幕式上做报告时，邓小平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

报告结束，他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就独自拍起手来。

全国党代会闭幕式，邓小平还是和政治舞台进行了告别。

他身穿灰色中山装，慢步走在7位常委之前，迎着经久不息的掌声微笑着走过一圈。

他最后对江泽民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听到他的声音。

成致平说，从1991年开始，不同产品开始采取不同形式实行了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的并轨。到1994年，工业品生产资料以市场供求为主形成价格的机制基本形成，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就此画上句号。这正是当初“价格闯关”的主要目标之一。

从1992年到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重回两位数。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在珠海时，“小平同志和他家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和中央保卫局保健组的同志都同意了，初步计划1993年来珠海过春节。可是后来，由于小平同志在上海住处散步时跌了一跤，一时不方便再来珠海，就在上海休息了。”梁广大说。

这年回京后，邓小平自5月起开始逐篇审阅编辑组报送的共14批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文稿整理稿。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纂是从1992年12月开始的。根据曾参与这一工作的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郑必坚回忆，8月24日读完整理稿后邓小平指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到9月3日审完最后一批整理稿，邓小平很高兴，说了4个字：“大功告成！”并且说：结尾不错！

郑必坚认为，这是指南方谈话也即全书的最后一段话：“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两周后，邓小平与他的弟弟邓垦作了一次著名的谈话。

邓垦在邓家子弟中排行第四，他受排行第二的邓小平影响加入革命，1949年后曾在四川、湖北等地任职。

对于1993年9月16日的这次谈话，公开信息不多，公开发表的文字也不长。但一位中央党校教授曾在《学习时报》刊文说它“内涵丰富，立意高远，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理解、新认识。”

在公开的内容中，他说：“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学习时报》刊文说，这是邓小平基于1993年的新认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之路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表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有了深刻洞察。

该说的都说过了

年底，邓小平最后一次去上海。他在新锦江大酒店顶层观看浦东开发区夜景时说，上海变了。

1994年12月，邓小平因肺部感染入院。

那时他还坚持在院子里散步的习惯。环形路长188米，邓小平散步时既锻炼身体，也思考问题。

散步的习惯他坚持了数十年，风雨无阻，谪居江西时，他甚至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

晚年邓小平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饭后看文件，然后散步、看报；午饭后午睡，然后看录像、看书、打桥牌；晚上看电视。

亲属曾想拍一组“邓小平的一天”未果，“找一个戏剧性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

最早的时候，邓小平在院子里散步都是走20多圈，后来减少到18圈，最后15圈、10圈。但每次逆时针沿着院子里水泥路的外圈走，绝不走里圈，拐弯时也是拐直角。

如果陪他的人走里圈，邓小平就说：偷懒。

1995年2月，邓小平出院。两个月后，陈云去世。此前李先念等元老也已离世。

一年后的8月，邓小平92岁生日。他在家中见到了前来看望的江泽民、李鹏。4个月后，他再次入院。

黄琳说：“我能体会到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他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

一家官方媒体报道说：邓小平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琳曾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辞世。

2013年，在中国执政党再次平稳交接班后，汉学家傅高义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说：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改革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每一部传记或文艺作品，都把邓小平入住米粮库胡同的第一个10年，作为他生命中最光辉的时段，最多延至1992年的南方之旅。

而这位伟人的最后十年，他的慎思笃行、深谋远虑，一刻也未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