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出走

作者:张瑞

杨斌今年45岁，18年检察官生涯后，2015年3月16日，她向广州市检察院提出了辞职，4天后，辞职被批准，她承认时间短得出乎意料。

公门里头好修行

新世纪以后，杨斌大概是广东最有名的检察官。她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从中央台到地方台，检察官杨斌都会从容地在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体制内升起的明星，她却并非体制特意塑造的“高大全”，相反，一开始，她是作为体制的异类，被舆论发现的。

听闻她的人都知道，这要追溯到一起10年前的旧案。

一位年轻的母亲周模英，她的丈夫每天外出打工，她则被困在广州的出租屋里，独自照顾3个孩子，大的4岁，最小的只有9个月。无钱生活。而厄运总是袭击弱者，刚刚出生9个月的女儿生病了，年轻的母亲花掉了所有积蓄，可疾病还是反复发作，她在一天深夜，将自己的女儿溺杀在城中村边晦暗的河水里。

作为案件的公诉人，杨斌并未像通常检察官做的那样，以此定罪起诉，宣告她的“罪不可赦”，反而念着自己写的公诉词，她泣不成声，请求法庭能从宽处理。她的同情缘于一个自己永远无法解答的疑问，若是易位而处，身处周模英的绝境，自己能做到哪一步？

“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不久，杨斌的公诉词流出庭外，在“不专业”与“作秀”的质疑中，对制度的拷问和对弱者的同情，迅速击中了这个时代的痛点。5年后，2010年底，被告人周模英提前出狱，登门跪谢，彻底让杨斌成为舆论的宠儿。

一个体制内人物，不是“千人一面”，不是唯唯诺诺，反而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法律之上，还有永恒的人道主义——这份个性，让她的形象凸显了出来。

她的父亲给她说过一句老话，“公门里头好修行”。这话在杨斌的事业中有了第一层解读，“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们的位置和身份意味着我们手里握着或多或少的资源，我们是可以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的。”而体制的冰冷，让她甚至觉得，身处公门，有一种原罪，她该做些什么。

向杨斌求助的人多了起来，她的办公桌上时常堆着上百封的求助信。

公门里头好修行，对杨斌来说，也就有了第二层的体会，“在公门里，做一点点好事，就会被放大，被戴上光环。”

这句话有谦虚的成分，但也不无道理。

2011年，杨斌被正义网选为“中国正义人物”。更重要的，则是体制内的承认。她的独特的公诉风格，曾经被批评为不顾大局，庭上乱说话，现在则成了“做好群众工作”，当时的广东省检察长号召“每一位检察官都应该向她学习”。

这之后，杨斌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光辉的一段历史，她开始频频披红挂绿，《铁肩担当公平正义，柔情演绎执法为民》，这样主旋律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她一年内就开了6场，她还当选了广东省党代会代表，成为政法系统内冉冉升起的新星。

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

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这是一段意气风发的时期，后来，回顾自己接下来的举动，杨斌说，她只是没有想到后果那么严重，“以前所有的典型都是体制打造的，不依靠体制，一个体制内的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影响力来自于微博。2011年她写下的第一条微博，她就宣告了自己的到场，“我是杨斌，和你分享真正的生命故事。”

其时正是微博问政风起云涌之时。作为体制中人，最吸引眼球的当然是她对体制的批评。

微博开了一个月后，杨斌被通知参加微博学习班；3个月后，领导找她谈话，她不得不取消了实名认证；半年后，她恍然感慨，“因为这个微博，第N次被谈话”。

政治部的同事约谈她，和她商量，现在正在帮你申请荣誉，是不是就把微博停了？——2011年，广州市检察院正在给杨斌申请全国模范检察官，申报材料已经寄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检察系统的最高荣誉。可她不愿收手。

后来，政治部的同事告诉她，最高检没有批准他们的申请。

这是蜜月期的结束，之后，体制停止了对她的宣传。

她被调离了第一线的公诉岗位，不再办案。辗转腾挪的，是在职务犯罪预防处给企业开讲座，借调政法委搞平安广州，然后作为年纪最大的工作人员，和年轻人一起在窗口办公，做档案查询。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一是清闲，二是边缘。她也曾申请调回公诉人岗位，重新办案，但申请却如石落深潭，杳无音讯，没人告诉她为什么。

“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但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杨斌说，自己是个好人。

生存之道

对于杨斌的辞职，区伯形容是愤而辞职，在微博上为她打抱不平：这是体制的“逆淘汰”，是正义的一大损失，反映出的是体制的阴暗和腐败，社会的悲哀。

但这次，杨斌并不同意他的声援，“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的解读。”她想强调，离开，主要是看到了体制外的广阔空间，她并不是带着愤怒走的。

辞职后，杨斌加入了朋友朱永平的律师事务所，决定当一名律师。

两年前，杨斌创办了天祥关爱基金，为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提供人道救助。这些都需要资金运转。

对于区伯希望她留下的意见，她说自己并非没有犹豫，毕竟，敢言的律师多了去了，但敢言的检察官却没几个。

朱永平倒是对此不以为然，他反而觉得，没有了体制的身份，说话更自由，不会被过度解读。而且，他也不认为，在微博上自说自话，就是一个好的表达方式。他更相信传统的传播渠道，报纸专栏、电视节目、电台广播……他已经想好了，以后要拉着杨斌去这些地方，那里才有她的表达空间。虽然，言论会受到审核，但通道起码更稳定。

事实似乎证实了他的判断，自2013年整顿网络舆论环境之后，杨斌说，微博就慢慢衰落了。她不再每年发出成百上千条微博，有一个月，她只发了5条。

“那我就放弃了呀。”她说。

这样的妥协，也是一种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