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演讲选择材料

事物的特征往往不是惟一的，这就决定了其外在特征深入内质、横向推演的途径不一，或者说，有很多切入点。演讲者由事物的某一特征作为触发点，作为论事抒情的突破口，通过形象的渲染，延伸推想到人类社会某种经验、规律和哲学思想。这样就能够反映主题在某一特征框定下的意义。这不仅能够启迪听众的智慧和洞悉力，还可以创设哲理美的境界、氛围。

请看成都“偶像与青春”青少年演讲大赛中的《泥土的联想》：

“或许，你不会留意，因为它是那样的默默无闻，终生只知奉献，不计个人的得失。尽管人们不愿意正视它，对它的事业嗤之以鼻，但它仍然甘当花木的培养者，视培养花木为已任为乐事。这种对事业始终不渝的责任心，不能不说是泥土的可贵之处。我常想，我们护士这个职业，不正是具有泥土的这种高品格吗？”

演讲者以泥土“为花木提供养分”这一特征，作为演讲的突破口，抓住“培养”一词展开形象思维，横向开掘出“护士默默奉献的高尚品格”这一重大主题。

在语言交际中抢占“制高点”

军事上的制高点，乃是兵家必争之地。交战的哪一言捷足先登，就可占据地利，居高临下，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这一规律启示我们：在演讲交谈中也要抢占“制高点”。这里所说的制高点，就是观察事物、抒发己见的着眼点、立足点及其高度。古诗云：“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只有站在一定高度，才能鸟瞰全局，引发出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那么，如何提升谈话的境界与高度呢？在这方面，历代伟人前贤的精彩范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现象提升到本质。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有一次搭乘“日光号”轮船冒雨慰问前线将士。他同船员一一握手，最后轮到一位加煤工，他的手上脸上沾满煤烟灰，于是歉意地说：“总统先生，我的手太脏，不便与您握手，可我是船上最敬重您的人之一。”林肯大声说：“朋友，把你的手伸过来吧！那双手是为美利坚合众国加煤才弄脏的。”（见《外国十元首传》第75页）这番交谈十分真诚而富有人情味。林肯总统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通过加煤工“手脏”的现象，揭示了为美国这部国家机器加煤、应引为自豪的崇高精神和事物本质，闻之倍感亲切、倍受鼓舞。当然，这里只讨论语言与口才技巧，绝无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抹粉之意。

从微观提升到宏观。

《资治通鉴·卷36》记载着汉文帝刘恒与周勃、陈平的一段对话，听来饶有情趣。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判决多少狱案？”周勃抱歉地说“不知”。文帝又问：“全国一年征收钱谷多少？”周勃仍回答不出，此时已惊恐不安，直流冷汗。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坦然回答：“这些事各有主事的官吏：陛下查问决狱之事，可问廷尉；欲知钱谷之数，可问治粟内史。”文帝继续追问：“那么你主管和熟悉何事？”陈平答曰：“陛下委我以丞相之职，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对下安抚百姓，和顺四时，……使文武百官各尽其职，这才是我的职责。”文帝听了深表赞同。左相陈平站在“总领百官”的宏观角度，明辨“帅”与“将”的职能划分，不以偶尔“不知”为失职，从容答问游刃有余。相比之下，职居陈平之上的周勃则囿于“事无巨细必欲躬亲”的微观层次。显然，口才的巧与拙说到底取决于思想认识水平的高与低。

从偶然提升到必然。

《晏子使楚》的故事人所共知。战国时期，齐相晏婴有一次出使楚国。楚王处心积虑想羞辱他一番。召见晏婴时，故意令一武士押一囚犯从庭前走过，并煞有介事大声问道：“下面押的是什么人？”答曰：“是个盗贼。”楚王又问：“这个贼是哪国人？”武士回答：“是齐国人。”楚王转问晏婴：“你们齐国人惯于行窃吗？”面对泰山压顶般恶意发问，晏婴以退为进，从容对曰：“臣听说有一种树木，长在江南则生橘，长在江北则生桔。这不是树的品质不好，而是水土使然。敝国臣民一向安分守己，可一到上国就变成贼，这不是其习性不良，而是教化与风气所致啊。”在这里，楚王以“齐国人可能会做贼”的偶发事件提出诘难，强调了事物的偶然性、可能性；晏婴则从“楚国一定会使好人变成贼”的角度予以还击，强调了事物的必然性、逻辑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守为攻深刻有力。

从孤立提升到联系。

据史书载，北宋王安石之子王元泽，幼时聪颖过人。有一次他随同大人游玩，看到一个大木笼子里关着一头鹿和一头獐。大人们故意刁难他，问道：“哪头是鹿，哪头是獐？”王元泽本不识鹿、獐，但据实回答未免遗人笑柄，于是他机敏地回答：“鹿旁边是獐，獐旁边是鹿。”闻者无不称奇。小元泽没有被“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孤立提问牵着鼻子走，而是站在更高境界，看到互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从“此物”与“他物”的关系上做出判断，正所谓“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从细小提升到宏大。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其叔项梁因训导未果而“怒之”。项羽却说：“学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学剑，不过能敌一人，均不足学。我要学‘万人敌’”。无独有偶，后汉时的陈蕃，少时不拘小节，有人劝他打扫庭院以迎嘉宾，他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干吗扫那小小的庭院？”俗语说“言为心之声”，项羽不愿学“一人敌”而要学“万人敌”，陈蕃不屑于“扫一室”而要“扫天下”，这番石破天惊的宏论，足见其不甘平庸的“鸿鹄之志”！

从“得子”上升到“谋势”。

三国时期，吴主孙权有一次率军与曹军对峙，鲁肃领兵前来助战。孙权亲自出营劳军并下马而立迎接这员爱将，这一礼节可谓十分荣耀的“我主隆恩”。二人并驾回营时，孙权悄悄问鲁肃：“寡人今日下马相迎，足以在三军将士面前显示你的尊荣吗？”鲁肃回答：“不能。”孙权颇感意外：“那怎样才好呢？”鲁肃答曰：“愿主公一统天下，克成帝业，使我鲁肃以辅佐之功，名垂青史，才能真正显示微臣的荣耀呢！”以上孙权所言，囿于一时一事之荣辱，属“得子”之论；鲁肃却着眼千秋帝业和青史留名，属“谋势”之见，显然棋高一着，挠到了孙权的痒处，故而“龙颜大悦”皆大欢喜。

从枝节上升到根本。

据《资治通鉴·卷245》记载：唐文宗李昂有一次召见群臣，扬着衣袖说：“朕这件衣衫已洗过多次。”意在夸示自己生活俭朴。在座的柳公权泼来一飘冷水，他说：“陛下贵为天子，最根本的在于选贤能，罢不屑，纳忠谏，明赏罚，才有益于国家社稷。至于‘龙袍三浣’乃是旁枝末节，何必夸耀。”柳公权拨云见日，直指要害，“龙袍三浣乃是小节”，迎头一句棒喝，当使沾沾自喜的唐文宗和颂声盈耳的“众贤卿”头脑清醒些。看来，柳公察微知著的远大眼光和他的书法一样堪为世范。

从平淡上升到奇幻。

战国时有个“二王比宝”的故事。有一次魏惠王问齐威王：“齐国有宝吗？”齐王曰“无有。”魏王自夸道：“敝国虽小，尚有圆径一寸的十颗宝珠，均可照亮十二乘战车连起来之远。贵国之大岂能无宝？”齐王说：“寡人所说的宝与你不同。我有大臣檀子，令他守南城则外敌不敢侵犯；官吏黔夫，令他守徐州则四邻威服；大臣种首，令他捕盗则道不拾遗。这几位大臣足以光照千里，何止区区十二乘之远。”（《资治通鉴·卷2》魏王夸宝，本是鸡零狗碎的平庸话题，深藏不露的齐王却化腐朽为神奇，从平凡的话题中引伸出深远广阔的寓意，令人击节赞叹。

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1971年“9·13”事件林彪坠亡不久，来华访问的某国特使曾问周恩来总理：“贵国的社会主义这么好，你们的‘副统帅’为什么还要叛逃呢？”对这一十分敏感且带有挑衅意味的诘问，答以“林彪叛逃无损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之类托词，未免落入俗套，苍白无力。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说：“苍蝇总往臭处飞。”直是妙语惊人！对方以偏概全，抓住个别事件蓄意发难；周总理则站在社会历史的制高点俯瞰人生，信手拈来一个生活小常识，赋予它特定的政治寓意，点石成金，做出妙答，收到“四两拨千斤”之奇效。这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政治眼光和天衣无缝的外交辞令令人拍案叫绝。

如何很好的把握演讲的时限？

众所周知，演讲既不是连续说话永不休止的纯耐力角逐，也不是上台鞠个躬后就飘然而去的黑色幽默，而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这就涉及到了演讲的时限问题。在人人都信奉时间就金钱、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的今天，我们不妨就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做一下探讨。

一、演讲的特定目的和内容是决定演讲时限的本质因素

任何演讲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内容，人们据此一般把演讲分为公务报告、学术研讨、社交礼仪、专业比赛等多种类型。各种类型的演讲对时限的要求也就不尽相同：

人为限制。比如比赛性演讲，”比赛”就是在特定的目的下，机关、单位或者团体、组织为了考核和评价人才素质而集中组织多人参加的演讲活动。为了防止参赛者因信口开河而浪费时间，一般都有”三至五分钟”这样的明确要求，参赛者虽或多或少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但不得不按这个特定的时限要求精心准备。一旦出现超时现象，就会削弱演讲效果从而导致”失分”。又如在一些国家的公众性发言场合，为了防止一些”雄辩家”漫无目的的长篇大论，还采取手拿冰块、打铃警告、单腿站立这样一些”新奇”的办法，这也是人为限制演讲时间的表现。

非短不可。如社交礼仪类中的欢迎辞、贺辞等，主要讲究规范性、程式性和礼仪性，大都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冗长罗嗦，就会显得”失礼”而贻笑大方。比如在文艺晚会上，观众对精彩节目望眼欲穿，此时若有不识时务的领导或”贵宾”手执话筒就老掉牙的所谓”意义”唠叨个不休，一定会引得嘘声四起，从而影响了演讲的效果。

非长不可。比如学术研讨类的演讲，一般是就某一门类专业知识进行说明和论证，讲法语理论性、逻辑性和科学性，要求把所讲述的观点和所使用的材料、数据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听众，演讲者如果急于求成，一味求”简”，就会降低演讲本身的学术价值。据载，古希腊的一位国王曾要求欧几里德用最经济、最简洁的语言把几何原理讲清楚，尽管欧几里德尽了最大的努力，国王还是不能听懂，欧几里德只好坦率地说：”陛下，乡下有两种道路，一条是供皇家走的坦途，一条是供老百姓走的坎坷小路，但是在几何学里，大家只能走同一道路。走向科学，是没什么皇家大道的。”由此可见，这类演讲是不能用几句话就说得清的。

以上说的是演讲的特定目的和内容是决定演讲时限的本质因素，但是演讲的目的和内容一旦确定，是否就意味着演讲时限被彻底”定格”了呢？实践证明，演讲者还可以根据听众和环境的变化在演讲过程中随机应变地调整演讲内容和演讲时限。这就涉及到了演讲时限的”机变”艺术。

二、演讲时限的机变处理

任何演讲都既是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直接的信息传播过程，又是在特定的环境里进行的社交活动。一般而言，尽管演讲者在演讲前都有较为充分的准备，但由于受演讲中主观和客观诸方面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发生一些出乎意料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演讲者就应酌情予以机变处理，调整内容和时限就是一种重要方式，而调整内容和时限通常有两种情况：

压缩内容、缩短时限。有关这方面的范例屡见不鲜，如湖南的廖旭坤同志在《使我演讲成功的三个字：奇、短、谦》（见《演讲与口才》1999年第10期）一文中所谈的经验即是一例，文中说：演讲者被指定在进修班举办的经验交流会上发言，由于许多学员要在下午返回家里过”双休日”，加上前面绝大部分发言者占用了大量时间，致使”台下的学员一见到大把大把的稿子就心烦，听不下去，叽叽喳喳、指指点点”。在这种情况下，演讲者机变处理，”把仅有两千多字的稿子再删去了三之一”，”用约5分钟的时间讲完”。这种随机应变地改”长”为”短”，恰到好处，符合当时情境，所以最后赢得了阵阵掌声。

增添内容、延长时限。如，班主任在班会上原本打算就考风考纪问题发表简短的讲话，但在讲话过程中却发现有些同学心不在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时候就可以在影响整个工作进程的前提下增加信息量，适当延长时限，通过生动举例等方法较为详细地予以说明，以达到讲话的预期目的。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临时增添内容、延长时限的机变在演讲中具体运用时，一定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必要，二是适当。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磨洋工”，就是人人厌憎的”又臭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