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瘾为何偏找上中国孩子？
归根到底，网瘾是社会病症在青少年群体上的一个投射，不只是教育问题、网络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文化思潮、经济发展、伦理重建等多方面作用下的结果。
●主持人：龚丹韵
●嘉宾：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新闻背景：方山县关闭当地所有网吧的行政举措引发广泛争议，使得近两年来令人头大的难题———青少年网瘾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焦点。
几乎与此同时，中科院心理所的专家指出：在国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很少见到中国这样繁荣的网吧业。国外网络成瘾的人群集中在20-30岁，中国却集中在15-20岁；国外网络成瘾的内容比较分散，而中国80％-90％集中在网络游戏；国外网络成瘾罕见极端事件，而中国人网瘾的极端例子却很多。
当越来越多的家长控诉“网络害了孩子”时，这份国内外网瘾现象的比较报告却提醒我们，想改善此现象，或许不得不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网瘾会找上中国孩子？
主持人：有关专家的答案是三大缺失使网络成为替代品：第一是父亲功能的缺失。父亲往往代表着规则和秩序，孩子自控能力的形成与父亲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但在现代家庭中，这个功能没有很好地启动；第二是游戏缺失。很多人以为，中学阶段孩子已经不需要游戏了。实际上他们仍然需要，而且需要社会角色更丰富、有象征意义的游戏帮助成长。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青少年网瘾以游戏为主的重要原因；第三则是同伴的缺失。独生子女家庭内同伴为零。而现行教育方式、课业负担使得与家庭外同伴玩耍也不太可能了。您认同上述分析吗？
王德峰：我不太认同第一点。父亲权威与网瘾没有直接联系。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已经有所区别，决定伦理权威的父亲角色并非必需。尤其在一个强调尊重和人格平等的现代语境中，即使有意回到家长式的强权控制，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助长孩子的叛逆情绪罢了。父亲权威意识的消退，无论主观动机还是客观环境的原因，应该都是令人欣喜的，把这种不可倒退的现代观念变化带入网瘾的成因中，恐怕更容易产生摩擦，无助于解决问题。
而第二点只能作为外部环境变量，并不是造成中国孩子如此迷恋网游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随着城市现代化，社区纽带涣散、弄堂游戏消失，不独中国如此。国外也面临着相类似的发展环境，可为什么网瘾没有中国孩子那么严重？我想关键还是第三点，同伴的缺失———我称之为社会品格发展的缺失，才是问题的根源。
人是社会的动物。孩子也同样需要社会化的生活，需要排解孤独。摆脱孤独的方式目前只有两种：一是与同伴玩耍。然而在现行教育方式下，这样的机会日趋减少。那就只剩下另一条路：把网络当成同伴、当成社会。网游对中国孩子致命的吸引力正是在于，他们无法从真实世界中获得社会化人格，无法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精神价值目标。这本来应该是更多地由学校教育来提供的营养，却因为以升学为导向的应试体系而丧失了。学校教育甚至更加把人“异化”，视学生为制造分数的机器，而不是有社会天性的人。于是一部分被压抑扭曲的人性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落脚之地，这个地方就是网络。可以说首先是我们社会自身供给的缺失，才使网游乘虚而入，成了维系个体成长的社会替代品。
主持人：那么网游真的充当得了社会品格营养剂吗？
王德峰：人类游戏大体可以划归为两类：一是感性的面对面游戏。因为面对面，所以它有维度。在真实的挑战面前，心理素质、人格力量、性格冲撞、精神气质的差别一一浮现。而现实的对抗性更需要参与者具有承担后果的准备，言行自负的心理压力。
第二种是抽象符号的游戏。虽然它尽可能模拟现实规则，也能与他人、社会构建关联，但是缺乏竞争需要付出的感性代价，没有真实风险。失败不会带来确实的羞辱感，作弊也不会得到具体感知意义上的惩罚，很容易让游戏者沉迷于“百无禁忌”的心理模式，规避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维持真实世界良好状态的基础秩序。
一言以蔽之，在网络中寻获的社会人格上的愉悦是暂时的，也是虚假的。长远看，付出的代价就是个体心灵成长黄金期的空白。这样一批被网游喂大的中国青年成人以后，不得不接触现实社会，需要再重新摸索，完成人的社会化。我估计他们将来也许没有什么“后遗症”，但与现实校对的纠正过程，所需要付出的曲折挣扎、痛苦体验、引发的多余社会冲突以及曾经浪费掉的青春成本，都是一种难以估量的损失和遗憾。
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的网瘾与成年人的性质还不一样。成年人的家庭责任、工作压力时时把他拉回现实，网游是为了摆脱无聊，难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骨血。但是它对青少年而言却是摆脱孤独的珍贵渠道。我们通常喜欢用消极伦理———不该做什么来禁止某些行为的发生，却很少用积极伦理———主动去做什么才会更好来填补心灵空白。针对网瘾，大多数长辈堵死、管死之后，却没有解决更根本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禁止触网之后，又能给孩子提供怎样的精神补品？只要人的孤独感、存在感没有找到出口，网络的诱惑力永远是防不胜防的。这一点我想即使对经药物治疗已成功控制网瘾的孩子也是一样的。真正一劳永逸的措施，背后的理念其实很简单：让孩子回到家后没有孤独感。
主持人：也许罪不在网游。在享乐主义盛行的消费型社会中，几乎所有的文娱产品都不是走向艺术，而是走向心理，不是为了塑造作品，而是为了满足作者。自我价值成了第一标准，即使没有网游，年轻一代的自我内心也很有可能被其他同类产品所蛊惑。
王德峰：确实，现代性（modernity）是时代的病症，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扭转。但同样在现代性环境里，中国下一代为什么就更容易受网游蛊惑呢？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瓦解之后，没有建立新的现代家庭凝聚力；本应承担更多社会功能的学校又放弃了自己的任务。在美国，家庭伦理的观念依然非常重，他们靠亲情，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真诚对话来维系，也把学校视为民族精神共同体的存在，学校教育保留了传统的传承功能，更有着引领社会而不是反过来迎合社会的意识，这些恰恰都被我们放弃了。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不知不觉把经济实力凌驾于人的人性需求、幸福感之上，使得青少年平日生活透不过气，无法寻求同一真实空间下与同伴们的“狂欢”，只好转而在网上模拟。但那只是一个人对着电脑自欺欺人的“独欢”，依然摆脱不了孤独感。归根到底，网瘾是社会病症在青少年群体上的一个投射，不只是教育问题、网络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文化思潮、经济发展、伦理重建等多方面作用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