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我去意已决
刘建宏：我去意已决
作者:张蕾
B00007758号员工在央视新址一号塔楼7层25号常规编辑工作站的混合制作岛审片子，看到某守门员呆立着的应声入网的进球，兀自大叫：“假球！著名的假球！”
在他这个位置望出去，对面就是直播区，与混合岛之间靠一条红线在地面上隔开。直播区前竖着两面方形易拉宝，写满禁忌。一面上画满红色的系着安全带的小圆圈，圆圈里有站立、跑跳、爬梯的人，或者火柴、油桶、打火机、相机等标示，正中央独独大圈一个“静”字；另一面上写满红黑字，“禁止围观”、“禁止打酱油”、“等人也不行”，左下角配有二维码，扫过去，庄严的黑色页面显示“禁止入内”。
他的手边放着一摞报销单，发票贴得整齐，像军营里叠的被子——边缘对齐，间距相等，发票与刷卡单齐备，表格明细分列。他在每一页属于制片人签字的空格处写上自己的名字：刘建宏。
潮流
不管走到哪里，哪怕是从办公室到走廊的休息椅，刘建宏都会带着他那个很重的背包——“移动办公室”，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以及体育人物新近出版的书籍。
世界杯期间，他一直在思考“移动互联时代的解说”。他不想自说自话，尝试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团队”，为他的解说提供智力支持。腾讯和新浪微博各有一人，每15分钟发3条经过筛选的微博给他，供他在解说评论时引用。在微信上，主持人足球队群里，大家也很踊跃。鲁健说，雨果的那句话适合送别。刘建宏说，别动，我要拿来用。
哥伦比亚输给巴西队那场，刘建宏评论说：“过去，这个国家受困于贫穷、暴力和毒品，而这支球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形象代言人，鼓舞着这个国家走出贫困，展现出新的面貌。……雨果说过，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为他鼓掌，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同情。一个是宏伟的，一个是崇高的——巴西队赢得了宏伟的胜利，哥伦比亚则是崇高的失败。”
小组赛送别西班牙时，主播王梁说，真应该给他们写首诗。刘建宏回：哪首？群里有人说到叶芝的《当你老了》。这首诗不在刘建宏的知识储备里，他依然求诸社交网络，照着念出：“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这是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团队支持的感觉，主持人、评论员不再是单打独斗，凭一己之力搏击生存。
“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有无数的人在支撑着你，你就会变得活跃很多，我不知道他们（其他评论员）什么状态，……我把我的社交属性在这个解说里边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的新型的解说员，互联网时代的解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解说，也只不过是电视时代最后的绝唱了。”
他甚至设想，互联网时代的解说，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音频轨道，刘建宏的、段暄的；方言的、草根的；主队的、客队的；等等。“咱们去转播一场北京国安对上海申花的联赛，站在中间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以后再看，我给你提供两个解说，你支持国安，你就选A，你支持申花你就选B，OK了。然后骂评论员（的网友的理由）就说，你支持他还不够狠。”不过，他对于移动互联时代解说的尝试，也不完全顺利。中途就有领导出来干预，希望他不要再念微博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4G已经来了，5G也不远了，等网络都铺好了，（互联网）视频就都来了。非常快，你稍微一犹豫，这事就过去了。”他说。
单位
8月2日是一个星期六，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法国主教练阿兰·佩兰上午做客演播室，中午和刘建宏一起在“大裤衩”食堂吃了份儿饭。佩兰的访谈在当天晚上的《足球之夜》节目播出。在审片子时，刘建宏专门请我们的摄影师给他与播有《足球之夜》片头的屏幕合影。
《足球之夜》1996年开播，每周四晚上8点，口号是“球迷每周的节日”。每次节目中，主持人开场会把节目名和口号说一遍。今年2月开始，节目变成不定期播出，播出时间也改到周六晚上。
“领导决定要调整，就调整了。”制片人刘建宏说，“我做了18年《足球之夜》，从开始坚持到最后，你觉得我对这个节目会有什么样的感情？但是你生活在这个体制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他因为这个节目来到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1996年正月十五，在央视老台食堂里一起吃饭筹划这个节目的张斌、韩乔生、黄健翔，都已因为各自的原因离开，有的甚至离开了这个单位。
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副部级事业单位。7758是刘建宏的编号，大概代表他是第7758个办理进台证件的人。在老台的时候，这串数字前面有两个0；现在有4个，他说自己是“完完全全的事业编”，“完全是一个体制内标准的员工”。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1994年启动，风靡全国。加上央视的强势地位，刘建宏在90年代中后期就被全国观众熟知。但他那时还没有正式的身份。周六日来上班，临时工作人员要登记，登记表格会盘问你属于哪个部门、几点来的。有一次在门房碰到鞠萍姐姐，姐姐拉着京剧腔：“哟，建宏！咱还需要这？”
他在进台工作6年多以后才获得那串编号。摆脱“临时工”的契机说起来有点荒诞。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韩国队杀入四强，裁判在韩国队几场比赛中的表现饱受争议。刘建宏在《三味聊斋》节目里说，“这不是亚洲足球的光荣。”对此，韩国使馆提出抗议，台领导要求体育中心严格管束，体育中心领导称：这是一临时工，不好管。由此为契机，才解决“身份”的问题。
一开始在门房填表格的时候，刘建宏也希望被收编，洗刷身份的耻辱感。但2000年之后，他发现这事对他不重要了，“因为我坚信真正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个事业当中的影响力。假如说人们认可你，他一定是认可你这个人，而不是认可你身后的这个体制和这个机构，因为这个机构的人多了去了。”
他拒绝评职称，停在“中级”：“中级职称不影响我做节目，高级职称一定比我做得好吗？不就多拿点钱吗？”“有很多衡量的标准，我唯独不认可的就是（评职称）这个，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官僚体制不负责任的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他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不动脑子，他根本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太荒谬了，我改变不了，但是我拒绝接受。”
可是评职称的通知，每年都会来。“你至少得看一眼。每年都要接受两三次这个小挑战。每年都在刺激你。”
“拒绝”这事，其实是做给自己看：“你需要用一种方式来提醒自己。这个东西摆在那儿就告诉你一个道理：我不是奔那个去的。”
“我在央视没有职位，除了‘制片人’。我认为‘制片人’是一个工种，不是一个职位。……他（白岩松）比我还狠，连制片人都推掉了，但是他的位置已经很强势了，所以制片人只能跟着他转。我要是失掉了制片人这个位置，就会很被动。（比如）至少我现在说把佩兰请来，周一定下来，我就敢周六的时候播出，这事我能做成。因为这个位置对我还是很重要的，我才不能失掉它，它应该算是我职业角色的一部分。”
他想保持独立性，做鲜活的个体，以此来对抗被庞大的机构裹挟。
“（被裹挟的感觉是）无奈，有的时候还有点心里发凉，感觉准备逃走。什么想法都有。水均益前两天在《南方周末》接受采访，流露的全都是这种东西，我相信大家在这儿干的时间长了以后，只要你自己的心还是跳的，都是一样的感觉。”
199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赶上那年大学生的工作出奇难找，刘建宏托了关系才进入石家庄市电视台。他想象着，在市台干得优秀后，被省台发现，再进入国台视野，一步步实现理想。在地方台，他几乎干过所有的活计，甚至主持过当地的春节晚会，整个石家庄市的电视剧《渴望》，都是他播放的。他创办了石家庄第一档类似于《焦点访谈》的专题节目，叫《新闻纵横》。他跑时政会议，可以做到无剪辑拍摄——到现场先看通稿，明白结构后，打开摄像机：第一个镜头全景，第二个镜头可能是横幅，第三个镜头主席台摇一摇，第四个镜头谁来发言，第五个镜头反打观众的反应，第六个镜头……，把这些一二三四做完，一看拍了1分30秒，够了，回来把这个带子交给编辑。
“其实我用这种方式，可能也在对抗某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就不愿意被体制化，不愿意被他们彻底改变。”
后来，省台的人真的来找他，却“只是项目上合作”，晋升的通道是不存在。他终于明白，“一个一个都是单位，不是平台跟平台之间的可以打通的关系。”
只剩下一种办法：“跑。”
再后来，跟央视的同事们聊天，他说，当年从石家庄“逃”出来，“以为我跑掉了，后来我发现我一步一步又被重新纳入其中了。这就是这18年的感受。”“说实话在央视这样的机构里面，你是不大可能自己给自己人生的规划、事业的规划，很多时候你是需要在这条大船上，跟着这条大船一块走。”
乡愁
2012年8月，伦敦奥运会结束后，刘建宏第一次进入央视新大楼。第一感觉就是“晕”。他的工作区域在“大裤衩”的一条腿，两年来，他就没去过另一条腿。
“它太大了……真在这儿工作100年的人，不见得把每个地都去一趟，除非这个人特好奇……”
刘建宏还记得他第一次进央视老台时的感觉。
除了作为地方台的人来央视办事，他第一次进央视就是在1996年正月十五，老台22楼体育部办公室。因为“是来找工作的”，所以整个人都很拘谨，“不会放松地去观察一切”，多少有些崇敬和仰视，不经意抬头，就会瞅着昨儿才在电视上看见的人物。“那个时候央视是绝对的媒体老大，是一条巨龙，旁边（可以比肩的国内媒体同行）几乎什么都没有，真的是横扫一切的感觉。你进到这种地方，心里面还会有一点点小敬畏。”
刘建宏让我拿他的工卡去买饮料。因为不常来，工卡里的餐补有很多结余。我听央视的朋友说，一般制片人的柜子里有台里发的折叠床，那是制片人才有的“待遇”。手持字母编号B打头的进台证，可以不通过安检。
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里，今日的刘建宏比18年前从容太多。但即使在央视繁盛的阶段踏进这里，他仍说，“我从来没有那种传统媒体的所谓的优势心态。”
“你忘了，我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最如火如荼的时候，不过也就是一个临时工而已。”他看高晓松的脱口秀节目《晓说》时，想：“我俩得有多大的差别。人家小时候一推门进的是林徽因家，我小时候一推门进的隔壁目不识丁的老大娘家。上到大学的时候，我在人大，他在清华，好像差距被拉小了，但是实际上小的时候那个东西是抹不平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后天去弥补，但是有一些先天性的东西，它在那儿。人嘛，你永远有什么东西是跳脱不了的，就是你的背景。”
对自己的“农民背景”，他很坦然。他曾经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个农民。我父母是第一代城市居民，但我们没有城市亲戚，亲戚都在村里。我从中国最穷的小村子到县城上学，再到中等城市，到大城市，混到现在社会阶层上也算是高级的了。但我开车4个小时就能回到我的村子，那里还有我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跨度让我明白什么事都要一点点来。”
出生在“文革”年代，“全国山河一片红”，他上初中时坚持将名字中的“红”改为“宏”。八十年代成为大学生，经历了中国思想变革最为激荡的时代，“那个时候你一个星期不去书摊，你就会发现你落伍了”。改革开放后，“东方风来满眼春”，他成为体育市场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我们虽然只活了40多岁，但是我们感觉经历了100多年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