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战略管理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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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源于古希腊文strategos，原意是“将军”，后来，该词逐渐演变为指挥军队的艺术和科学。企业战略 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间经历了繁荣、衰落和重振的阶段，逐渐成为管理学中的重要名词和研究方向。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大生产使管理成为一种需求，进而成为一种科学。在日趋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为实现组织目标和使命，大多数组织都面临若干选择并须进行一系列谋划。现代企业产生之后，管理的重要性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众多学者纷纷投身于管理研究之中，创造出大量科学理论与方法。本世纪初，企业管理的重点是偏差控制与复杂管理，管理的形式是预算控制；50年代，管理的重点是预测与复杂性管理，管理的形式是长期计划；在60年代，管理的重点是战略推进与能力变革，管理的形式是战略计划；从70年代中期起，管理的重点转向战略的突变与适时反应，管理的形式也转向了战略管理。
西方学者对于战略管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代表作是美国彼得·F·德鲁克的《管理实践》，该书在战术性决策和战略性决策之间作了区分，书中将战略性的决策定义为“为企业目标及其实现方法所进行的所有的决策”。今天众所周知的一个企业战略的关键问题“我们的业务是什么”也是德鲁克首先提出来的。
60年代，经济自然增长，由于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比较简单，竞争不激烈，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提高生产效率，不重视企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但一些管理学专家已经开始了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在C·I·伯纳德的《经理职能》一书出版后，A·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和H·I·安索夫的《企业战略》也相继问世。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战略与环境的关系，认为战略、环境、组织之间必须相互适应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二是研究战略的设计制定过程，将战略内容区分为制定与实施两大部分，并提出了SWOT分析法，认为战略应自上而下由高层领导构思设计推行；三是研究战略的实施过程，把战略区分为公司级战略和经营级战略。钱德勒、安索夫和安德鲁斯某种程度上都是制度学家，该时期他们的代表作有：
1、钱德勒：他的《战略与结构》是该领域的重要着作，钱德勒通过对四个美国主要公司（杜邦、通用汽车、新泽西标准石油和西尔斯·洛帕克）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并对这些公司战略思想与结构变化的历史进行了深入调查。他发现随着公司的成长、地理区域的扩大与多样化程度的增加，公司的组织结构实际上会被迫出现变化以适应公司战略的改变。因此出现了通用汽车公司总裁阿尔福莱德·斯隆进行的变革：在中央集权控制下，进行分权化、部门化管理。钱德勒因此提出了“结构跟随战略”的结论。
2、安索夫：他的《公司战略》给出了公司制定和实施战略时可采用的一系列系统分析方法。书中认为战略分析应重点考虑产品市场范围、竞争优势、协同、成长方向和外购活动与自我配套之间的选择，他还认为公司成长与多样化也是战略的内容。
3、安德鲁斯：他与哈佛商学院的学者共同合作出版了《经营政策：理论与案例》。该书使读者可以完整地了解战略形成与执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通过案例帮助读者理解。
这个时期，企业战略研究虽然与实际没有密切结合起来，但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
70年代，企业经营环境剧烈动荡，对企业的长期目标的管理成为重点，因此形成了战略管理的热潮。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加多样。致力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学者与日俱增，各种专着、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70年代初，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85%的企业建立了战略计划部门，到70年代末从事战略管理咨询的收入高达3亿多美元。这个时期，企业不仅仅重视计划制定，而且注重计划制定、实施和控制整个过程的管理。该时期的主要着作有：
1、安索夫：1979年，安索夫又出版了《战略管理》，系统地提出了企业战略管理模式，提出了外部环境、战略预算、战略行为等八大要素。
2、迈克·波特：其代表作《竞争战略》问世。该书重点研究了公司所在行业的竞争力量，即“五力分析模型”。这些力量是：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行业内竞争强度、替代品的威胁、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和顾客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五力”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与不同的因素关联，企业必须认真考虑这些因素。
3、麦尔斯和斯农：《组织的战略、结构与过程》是20世纪70年代另一本重要的着作，它以经验主义为基础更加系统地对战略管理进行了研究，整本书包含了（以前的）制度学家和（后来的）行为科学家的观点。该书涉及了大量行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提出了企业通用的战略如何产生及这些基本战略对协同战略的各个方面有何影响。
4、奥利佛·威廉姆森：比《竞争战略》更早的是奥利佛·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等级》。该书研究的是部门化结构（M型结构）对企业的影响，认为企业边界与外购和自我配套间的选择有关，同时受相关市场与资产性质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可以扩展到80年代）的着作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公司所处的行业环境。与60年代的着作相比，它们更多地假设企业处在竞争性的环境中，并以此为基础来考虑企业战略。
但是，70年代的战略热中，企业尚未准确领会战略的深刻内涵，往往只是根据层层上报的利润、销售额等指标，进行计量分析，来追求财务上的短期利益，片面地注重财务方面的战略改进，而不是从环境与企业的相互作用中去发掘新的战略机会。由于缺少远见卓识的气魄和运筹全局的能力，一些企业错失了许多有利的商业机遇。70年代只注重财务分析的战略方法，使企业战略走入了“盲区”，战略管理声誉日衰。
进入8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管理理论异常活跃，涌现了“决策学派”、“经验学派”、“社会学派”、“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等诸多学派。特别是W·大卫的《Z理论》、L·帕斯卡尔与A·阿索斯的《日本的管理艺术》、T·彼德斯与L·小沃特曼的《寻求优势》、T·迪尔与A·肯尼迪的《企业文化》等着作在80年代陆续问世，在美国管理界掀起了“管理软化”的热潮，企业纷纷重视起企业文化、管理作风等软性因素的作用，而把战略、制度、组织等硬性因素的重要性抛在一边。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对企业战略的冷落。当然，战略管理在80年代并不是毫无进步，这一时期战略管理研究者在行业竞争状况和企业竞争分析方面获得了许多突出的成就并对公司战略的执行问题有新的看法。如：海克斯与梅治鲁夫的《战略管理：整合的观点》一书提出对战略必要的计划步骤进行扩展；莱帕珀特的《创造股东价值：评价企业业绩的新标准》从财务的角度研究了企业战略的问题；伊泰弥的《调动无形资产》一书则着重强调了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性，特别是人的作用，以及运用无形资产创造企业优势。
到了90年代，企业的规模日益壮大，管理层次越来越多，管理幅度越来越大，使大企业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问题变得非常重要，企业能否灵活有效地综合利用内部资源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企业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预测行业前景也变得更为必要，战略管理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突出了。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没有战略的企业就象在险恶气候中飞行的飞机，始终在气流中颠簸，在暴风雨中穿行，最后很有可能迷失方向。
该时期的主要着作涵盖了对灵活性、全球联盟与全球网络、技术、技能和学习的研究。耐尔森与温特的《经济变革的进化理论》和派尔与赛伯的《第二次工业划分》最先提出了这些观点，但这两本书的内容与企业战略并不相关。前者研究的是企业生存技巧及环境对企业的选择和改造；后者研究的是企业通过联盟来加强自身能力的问题。这两本书提出了核心竞争力、学习、变革和灵活性等名词。该时期企业战略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应变以及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制定和实施企业经营战略，从而使企业在险恶的环境中不迷失方向并健康发展。特别是在出现战略脱节 的情况下，战略思维和战略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必须随时注视经营环境的变化，寻找可能出现战略脱节的信号，并仔细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及问题，多问一问“如果出现了某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办？”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赢得战略上的优势，为未来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