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招让对手在法庭辩论中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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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届律师电视辩论大赛中，最佳辩手得主之一的福建律师何锐，以其独到的辩论技巧、方式和风格，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与赞誉。那么，三辩手何锐的论辩有怎样的特点?它给我们的法庭辩论又带来了怎样的启迪呢?让我们姑且以福建队与辽宁队比赛为例，对何锐律师的论辩技巧与风范作一番赏析吧
这场辩论，辩题为“长青影雕服务部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肖像权”。案例讲的是一个叫徐小强的青年，发现长青影雕部擅自用其母的肖像制作了广告坟牌，立在该部大门口以广招徕。为此，徐小强以“侵害母亲肖像权”为由，将长青影雕部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权，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按抽签的结果，福建队是作为被告影雕部一方的代理律师出庭辩护的，而辽宁队则是作为原告方即徐小强的代理人出庭的。观点陈述中，双方一开始就从判断被告方是否侵害肖像权的辩题入手，自然地转移到了“死者有没有肖像权”的问题上。平心而论，这个辩题对被告方是不利的——从契合听众的同情，利用法理的空间，到寻找相关的法条、施展口才上，都对福建队构成了巨大挑战。然而，“烈火识真金”，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形下，三辩手何锐和队友一道，以自己的智慧与口才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良好战绩，从而展示了法理与口才相结合的威力，展示了二难归谬中引人入胜的一道风景，也展示了那不动声色的“冷幽默”的谐讽趣味。
(一)以一个法条来统领全局，立足坚实
这场辩论，双方所“夯”的理论都比较实在：原告方从法律是保护人的利益出发，反推回去，得出“死者同样应受保护”的结论。而被告方则坚持以《民法通则》中相关法条——“一个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为其准绳，使自己的立论构建在坚实而充分的法理之上，从而奠定了辩论的基础——这其实也是客观所致，因为除了这一条之外，福建队几乎没有更多的法条可以利用的了。这样，死守一个阵地，以一个法条来统领全局，便成为被告方的惟一选择。为了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干扰自己的立论，何律师一面死守“死者没有民事能力”这一法律理论；一面也巧妙地利用对方的提问，以二难推理作为自己扩充的新的支点，步步紧逼，迫使对方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
原：……请对方律师回到辩题上来，对方律师认为死者的肖像应当保护，那么你保护的手段是什么?
被：保护生者的权利呀!再次请问对方代理人，没有民事能力的人其民事权利从何而来?
原：你们认为对死者肖像的保护是社会公德，不要忘了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尊重社会公德的民事活动，正是我们提倡的公序良俗原则。那么，公序良俗原则难道不是法律的规定吗?
被：我想请问对方代理人，尊重社会公德是民事权利还是民事义务呢?
原：遵守社会公德不是在维护一种权利吗?它既然作为一种行为，不也就是给他人给社会设置的一种权利吗?
被：请对方代理人告诉我们，你不能随地吐痰，维护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事权利呀?(掌声)
本来，原告方想混淆“死者肖像与肖像权”的区别，却被何律师慧眼识破。他一面坚守“民事能力与民事权利”的分水岭，站稳了立足点；一面又利用对方提出的“社会公德与公序良俗”也是“法定的民事权利”之机，将对方引领到“社会公德”到底是“民事权利还是民事义务”的选言判断之中，进而又抓住对方回避“社会公德是民事义务”的判断，信口拈来一个“吐痰”的例子予以归谬反击，从而巧妙地将对手逼到“吐痰是民事权利”的荒谬悖论之中，使之左右为难、无法还击。此外，何锐律师还在运用某些法条概念的时候，有意地利用其中的语言的、修辞的和逻辑的因素，铸成二难判断的杀手之锏，使自己能在法理基石上发起主动的进攻。
原：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的痛苦只是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就是因为侵犯死者的肖像权所导致的。正因为他母亲的形象和肖像不灭，所以这盏灯才永远照耀着小强的心，才有了他所产生的诉讼请求权这样一个结果。
被：对方代理人不要曲解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让我们看看原文吧。原文是什么呢?“死者亲属因为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问，这里“侵”的是生者之“权”，还是死者之“权”呢?
如果只会刻板地运用法条与法理，再好的律师也不可能辩出水平来，三辩手何锐律师却不是这样。在吃透法律条文的基础上，他灵活而从容地引经据典：他先将法条原文一字不动地罗列出来，令听者信服；继而再拈出其中的“侵权”一词，运用拆词的手法将其一分为二，使“生者死者”两个概念形成对立，再暗中使“死者”与“权利”的概念挂上钩，从而构成了“死者有权利”这样一个悖论，将对方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样的假言选言判断形式，既将自己的辩护植根于坚实的法条基础之上，又将对方逼入承认“死者有权”的悖论之中，怎能不收到一石而二鸟之功效呢?
(二)以对立概念来步步紧逼，占据先机
只抓一个法理去辩论，显然容易受到空间小、“火力”点少的限制。为此，何锐律师在紧紧依靠“死者没有民事能力”的基本点的同时，还敏锐地抓住对方辩词中的一些概念或词义，因势利导地引申出一对对新的、近似的且相互对立的概念，以此作为移步换景、向纵深推进的“契合点”，从而迫使对方就自己抛出的概念和推论去加以澄清与辩解，以此来达到无端地消耗对手“兵力”、将其引领到歧路上去的目的。
原：死者虽然不具有民事能力，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民事权利。死者不说话，并不代表他没有话可说呀!(掌声)
被：对方代理人终于承认了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我们知道，按照民法的一般理论，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没有民事权利。我倒奇怪了：为什么死者对于肖像权反而情有独钟呢?(笑声)
原：民事权利和民事权利能力是一个概念吗?请注意，我们今天讲死者的肖像权，它产生于生前，那么这种生者的权利有哪部法律规定，在他死后就予以剥夺了呢?正是因为民事权利的存在，所以法律才因死者不再享有这个权利，才赋予了他的近亲属去坚持他的肖像权的诉讼请求。
被：那么，肖像和肖像权又是一个概念吗?对方代理人显然混淆了法律关系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之间的区别。我国法律同样保护国旗、保护熊猫、保护人民币，对方代理人是不是告诉我们：熊猫也有猫格尊严，钞票也有人身的自由权呢?(掌声)
原：……对方律师同我们谈司法解释，那我们就来看看司法解释的第3条，这里明确地说明了：“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方式，损害死者肖像的，构成侵权行为。”请问对方律师，这里的侵权，侵的什么权?
被：对方代理人又混淆了一对概念：肖像利益和肖像权。利益等于权利吗?我们知道，利益是目的，权利是实现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同样的手段还可能是义务，比如法律为每一位公民规定了义务来实现秩序、利益。你认为这就是民事权利吗?是“随地吐痰权”还是“计划生育权”呢?(掌声)
在此番一波三折的唇枪舌剑中，原告方将权利与能力有意割裂开来，以此来论证死者享有肖像之“权”；何锐律师却在“一般民法原则”意义上，将“民事权利”与“民事能力”合二而一，以一个笼统的概念“民事权利能力”来模糊了二者间的区别，并以此为立足点给对方以反讽。当原告方将论证转移到“肖像权是死者生前权利的延伸”上去的时候，何锐律师又趁势将火力点布设在“生者与死者”的对立关系上来发难，用同样的句式构成反诘链条中的一环：既然一个人的民事能力与民事权利可以割裂，那么，一个人的肖像与肖像权、行为主体与行为客体、义务与权利、肖像利益与肖像权等统统不是一码事儿——正如“权利与义务”不是一码事儿一样!这一串相对的连环概念，再加上“熊猫与钞票”、“吐痰权与计生权”的举例推论，就仿佛掘开了黄河大堤一般，让这位最佳辩手从容地将二难反诘的“洪水”引入对方阵地“死者拥有肖像之‘权’”的悖论上，从而为自己的反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三)以“沙滩战术”来构架支点，巧妙突围
法庭辩论要求反应灵活，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同时又不能脱离具体的法理和事理，做到攻防结合、进退有致，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对此，何锐律师巧妙地采取了“沙滩战术”，迫使对方的“炮弹”一发发虚掷于“沙滩”上，失去应有的威力；同时又利用对手掷过来的辩词为“材料”，在自己的阵地上巧妙地架起二难归谬的防护网，从而形成隐形的、防御的辩论另一翼。
原：没有民事能力就一定没有民事权利吗?我倒想问对方律师，在《著作权法》中，人死去以后，他为什么还享有著作人权利呢?
被：我们注意到，《著作权法》是保护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请问对方代理人，本案适用《著作权法》吗?或者对方代理人认为肖像权也是人的智力成果呢?
对方以《著作权法》作为类比的“炮弹”，然而，何律师却就这一“材料”设置起自己的防线，于是便出现如此荒谬的一个选言判断：要么承认肖像权属于“智力”成果的范畴，要么就属于不能保护的另类之物。表面上看，“沙滩战术”只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方式，然而，由于何律师能敏锐地捕捉到对方辩词中的破绽或疑点，主动出击、巧妙引申，因此，当他将对方的材料装上二难归谬的“弹药”再掷将回去，其论辩就颇有杀伤力了。
原：民事权利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民事权利丧失以后，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法律来禁止它、剥夺它，所以他的权利将继续延伸。
被：对方代理人终于觉悟了：民事权利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请问，死者是公民吗?死者能是民事主体吗?(掌声)
拾起对方掷过来“民事权利是公民的权利”的“弹药”，何律师装上“公民≠死者”的“新型弹药”掷将回去，令对方处于“死者要么是公民，要么不是公民”的两难判断之中，从而轻松地占了上风。更妙的是，这位三辩手口中的二难反诘辩护，其语言运用也颇为独到：表面看他似乎是“好心”地在提醒对方，暗中却是将对方的判断来了个草船借箭的“拿来主义”，然而，当它轻轻将“礼物”抛还给对手时，对方却发现竟是如此一枚烫手的山芋!
(四)以平缓语调来装扮谐语，暗藏机锋
辩论赛中，人们听惯了那种激昂慷慨、滔滔不绝的雄辩之语，常常止不住会问，可不可以既能抓住法理、又能以一种温雅而平缓的语言来取得成功呢?最佳辩手何锐律师告诉我们：能!他的辩论词的一大特色，便是紧紧抓住法理的精髓和要害，在似笑非笑中施以逻辑的利刃，在出口成谐的风趣中装上讽嘲的暗箭。这就使他能在群雄逐鹿之中，同那千篇一律的雄辩方式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也更显智谋、机趣和老到。有时候，乍一听这位辩手的辩语似乎溢出了辩题的主旨，可仔细品味，却蓦然发现那是扣住了对方的论点与法理要害的机辩词藻，或者是一种在暗渡陈仓中争得主动的法宝；有时候，在看似被对手难住的困境中似乎无处脱身，可转瞬之间，他却出其不意地另设下了玄机，在不知不觉间将对方逼入法条、道理和情感编织而成的陷阱之中……凡此等等，无一不令对方在这位辩手那似笑非笑、温雅平缓的辩才中腹背受敌、防不胜防。
原：……在前面，对方举了个熊猫和钞票的人身自由权的问题，我们认为对方对法律中最基本的物权的概念是错误的。对方显然把人等同于物，而人与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存在，人死而灯不灭，他们的这盏灯一直在照耀着我们。对方律师无视人死后精神价值的存在吗?
被：对方律师终于知道人和物是不一样了。那么人和死人难道是一样吗?人死灯不灭，——这灯是照亮人间还是照亮地府呢?(掌声)
原：至少我们知道，被告的行为构成了侵权!
被：我们现在也知道侵犯了社会公德。可是对方代理人还是没有回答我们：没有民事能力的人，民事权利从何而来——从天上掉下来，还是从地上长出来?给我们一个答案吧!
前一句，何律师利用对方的“死者精神之灯”的比喻，出乎意料地抛出一个奇特的、近乎于诡辩的反讽来；后一句，他紧扣住“能力与权利”的因果关系，用同样夸张的“天上与地上”的二难归谬来发难、来呼告、来反驳，显得颇为有力。这种“何氏反讽”的特点在于：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对方辩词的基础之上，不离辩论主旨与辩驳的主旨。它其实还是一种反诘，只不过是一种平缓而且略显呆滞的“反诘”，那温雅的措辞中早已隐藏了某种“杀机”。此外，这种反讽还常常隐伏于一种类似提醒或者评述的语气之中，使其摆脱了单一的辩驳格式，从而呈现出摇曳多姿、谑趣丛生的色调来。这种“何氏反讽”，我们似可命之为“谐讽”——一种同样有着“笑里藏刀”功用的“温雅刀子”。这就难怪辩论赛的主持人王小丫在调查听众反映时，听到的反映都是对三辩手何锐律师的辩论技巧的赞许，并认为他能在不利中辩出有利、在带笑中暗藏“杀机”，凭此一点，我们不是已经从一个侧面窥视到了当代律师那机智、锐利、风趣而潇洒的辩才风貌之一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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